陈：在波黑，一对母子依偎在避难的帐篷里，你给予画面的光线和气氛让我感到“期望中的温情”。你知道吗？一直以来，你照片中的亲切感是我最喜欢的。

 

陈：很多人还不知道你对体育照片有兴趣并且有心得。

刘：体育并不是我主要的拍摄领域，但是我一直对拍体育照片有兴趣。我采访过三届奥运会，在新华社现役的摄影记者中算最多的之一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两类项目，一是美的项目，例如体操、花样滑冰等；二是有身体接触、对抗激烈的项目。但是在奥运会上任何记者都要无条件地服从新华社报道的安排。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我主管体操、垒球等项目。我为拍好体操下过笨功夫。奥运会前我多次深入到中国体操队观察队员的动作。电视上放体操比赛的录象，我也录下来，反复慢动作重放，并在本上作记录。到了奥运会上，重点运动员的动作连接我已经烂熟于心，这对我的角度瞬间选择非常有帮助。比如运动员在平衡木上做的鹿跳动作很好看，但我在训练时从正面拍摄时总是看不到运动员的脸，通过观察发现这个动作最好的拍摄角度是在侧后方，这样我就可以提前选择正确的站位。我知道有的同行对我的方法并不以为然，但我知道至少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那时候新华社采访奥运会的记者少，即便是决赛也常常是一个记者独当一面，不允许有任何闪失，因为没有人为通讯社的记者保底。

陈：“保底”，这也是新华社记者有时会感到委屈的地方。这么多年来，当有人指责新华社照片不够这个不够那个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会这样想：是啊，你可以尝试新的手段拍摄，尝试不成就用新华社的照片，新华社照片就是你们的保底照片。可谁给我们保底呢？

刘：在悉尼奥运会上，我分管的项目是羽毛球、排球等，这些项目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动作又都是程式化的。如果你只盯着拍动作，即便在技术上都没有问题，出来的照片也很难超出预想。所以在拍摄这类项目时，要注意跳出动作本身，关注运动员细微的情绪流露。特别是比赛结束那一刻，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往往都是情绪宣泄的高潮。在悉尼奥运会上，中国队羽毛球队获得了4枚金牌，当他们赢得冠军的一刻，表现是各不相同的：吉新鹏在把球拍抛向空中的同时大吼一声，葛菲、顾俊淹泣相拥；张军、高凌一个跳向空中、一个躺倒在地；龚智超的表现最低调，但我分明看见了她滚动在眼眶中的泪珠。每当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我都提前停止拍摄比赛动作照片，换上最适合的镜头，选择最佳位置，稳定情绪，等待精彩的来临。

 

 

陈：在雅典你主要拍跳水吧？我注意到你拍的跳水每次角度都有变化。

刘：我可能是那届奥运会上最早到跳水馆的摄影记者了，看了几乎所有的赛前训练。除了拍摄发稿，更重要的还是观察。我多年养成的习惯是，每到一个新闻现场，先观察周围的环境，看看是否有可利用的背景，再琢磨怎样通过角度和镜头的选择来把它和主体结合到同一个画面中。我之所以寻找有意义的背景，是因为我觉得有许多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一个标志、一座建筑、一种颜色的背后都可能蕴涵着深义。我们都知道五星之于中国、枫叶之于加拿大、袋鼠之于澳大利亚的意义，当然也知道五环对于奥运的意义。当某些形象在新闻事件中出现，而它们又与这个事件有某种内在的联系的时候，摄影记者应该尽量捕捉下来，这样无疑可以增加照片的信息含量，甚至使一张普通的照片凭添新意。正是这种细致的观察，使我在雅典拍摄的跳水每个单项的照片角度都不同。

赛前训练时，我在跳台后的背板边上发现了一个大约20厘米宽的夹缝，顺着缝向外一看，三米跳板和水中的奥运五环标志组成了一个完美的画面。这个发现让我喜出望外，但这个位置并不是指定的拍摄点之一。我找到跳水馆的摄影主任科斯塔说明这个位置的好处。当我第二天再来到跳水馆的时候，吃惊地发现，那个地方已经贴上了“摄影位置”的标签，而且进行了改造，能够容下3个摄影师同时拍摄了。不过科斯塔说，这个位置是给POOL摄影师（享受特权的一些摄影师，主要由三大通讯社及东道主的摄影师组成）留的，其他摄影师可以当本国运动员比赛时，轮流拍摄。我向他解释，中国跳水队是世界第一，新华社是世界第四，中国又将举办下届奥运会，新华社的摄影师也应该享受“POOL”的待遇。科斯塔留个活话：“比赛前30分钟，你可以来碰碰运气。”男子三米板跳水决赛前两个小时，我就来到科斯塔的办公室，并且最终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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