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隐喻与诗学
2008-10-9 12:57:15 藏 策 

/坏、优/劣等语义也是被捆绑与劫持了的：一本好书等于是指一本好卖的书，而与其思想品位、知识含量无关了；一件“优”的商品等于名牌加高价，仅与其市场定位有关而与自身优劣无关了。在商业广告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于是有关“好”的语义在与“坏”的对立中，被贬值到了某种无差异的状态。于是，一个有关价值判断的语义系统，便被商业的运做及其话语规则所捆绑与劫持了。而在民众话语中，语义则被世俗价值取向所捆绑与劫持，意义或被偶像化或被妖魔化或被蒙昧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后工业文化”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开始登陆中国的今天，现实社会本身的类像化、假象化与幻象化，使得现实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镜城和迷宫。现代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更像是类像的拼贴与复制。电脑虚拟技术的普及与媒体话语规则的畸形运做，产生了诸如“周老虎”、“刘羚羊”等假照片假新闻。而由股市、房市、期货等引领的经济资讯，正在以无与伦比的符号力量主宰着现实，越来越成为今天现实世界的“第一能指”，其威力足以导致某一地区与国家的“金融危机”，已不啻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无孔不入的广告宣传复又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神话”，将现实催眠成梦幻……

文学在与现实社会这个汇聚了各种社会方言的话语场相“互文”时，如果不能给这些被捆绑与劫持了的语义恢复自由，则意味着自身的被俘获。比如文革时的作家不能给有关“革命”的语义以自由，于是他们的写作就只能围绕着革命/反革命之类的二元对立去叙述阶级斗争的故事。当文学不能超越政治话语时，自身也就成为了意识形态叙述，甚至是宣传的工具；当文学不能挣脱商业话语时，自身则会沦为商品意识形态的奴仆；当文学湮没于民众话语的嘈杂时，则又会陷入庸常……

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其实是对被捆绑与劫持了的语义的解放。无论是对“生活”的“发现”，还是对“语义”或“意义”的发现，归根到底都是对语言的解放。而唯有语言的解放，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的解放。

很多作家一辈子都没能捅破这层窗户纸，以为“驾驭”语言就是死死地抓牢并控制话语，让它们乖乖地为表现文本的“内容”服务。他们驱赶着语言，奴役着语言，榨干了语言中每一个含着水分的细胞……绑架语言的最终结果，必然的是自身也被语言所绑架。福柯以及阿尔图塞等人早就告诉过我们——人的“主体”是由话语构成的。禅家所谓的“谁缚我？”在此可当作一记棒喝。伟大的文本从不可能是囚禁语言的产物，而恰恰是放牧语言所得的收获。因为语言在被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过度利用中，已经被弄得伤痕累累、疲惫不堪，有时甚至是名誉扫地声名狼藉。伟大的文本不仅不会再去奴役语言，而且会为那些四处流浪备受蹂躏的语言提供一个避难所，一片栖息地，让它们得以休养生息。伟大的文本会把词语从套紧着的绞索中解放出来，抚平它们的创口，按摩它们僵直了的肌质，让它们恢复张力，恢复多义的本性……古代文人的所谓“童心”、“性灵”之说，在此也可找到其超越时代的合理性。

让不同形态的话语在文学的牧场里，嬉戏对话，重新组合，从而生发出各种全新的意义，这便是发现——文学对生活的发现。发现使已被陈词滥调熨平了的生活，重又复杂和丰富了起来。作家其实只是这个牧场中的放牧者，而非统治者，用巴赫金的说法，放牧者是对话性的，而统治者是独白性的。文学的真谛是对话而非独白，因为作家从来就无法绝对地控制自己作品的意义。文学也无须去做哲学或理论的义工，因为文学先天的就不具备阐释理念的基因。文学的所谓“思想”不同于哲学或理论的思想，文学的思想不是要讲什么大道理，相反地恰恰是要发现那些大道理的吊诡与可疑——文学的思想以重建话语间的新型关系的方式，来破解已被陈年套索绑缚了的思想框架和话语俗套。比如，在有关“血”的多种语义中，“血缘”与“血亲”、“血浓于水”、“血脉相连”等等总是捆绑在一起的，在有着宗法制社会传统的语境中，这本身就是一种超隐喻。如果作家不能超越这一话语，不能勘破这一捆绑与劫持的真相而在语义方面有所新的发现的话，那么他的故事与叙事也只能是以“母爱”、“血浓于水”等种种不可追问的话语方式，演绎出多各种各样的“二十四孝”现代版来。而张爱玲和余华等作家却能从温情脉脉的“血缘”与“血亲”中发现了“血腥”的语义，于是诸如《金锁记》和《现实一种》这样的杰作也就得以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