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隐喻与诗学
2008-10-9 12:57:15 藏 策 

 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所谓“文学”，其实已经失去了其作为文学存在的基本意义，只具有传播学的价值，而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价值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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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故事与话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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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的浅表层面，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划分，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文本的深层，也即话语分析的层面，内容与形式将不再是可分的，内容将只能作为形式的内容，而形式也只能作为内容的形式。因为话语的编码作为一种最深层的形式，其所发生的任何改变，都会导致意义的偏转，所以在文本的深层，内容与形式永远都是同步的。

那么对于同一故事的不同叙述方式，又该如何看待其中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形式主义在叙事学中的一个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你讲什么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讲。然而这样一个几乎已被视为形式主义金科玉律的口号，只要用更为深层的形式分析来做一检验的话，其正确性就变得极为可疑了。    

首先，故事本身并不能独立于话语或曰叙述之外，因为故事本身就是话语，就是叙述。即便是一个完全按线形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排列，完全不加以“情节化”的所谓纯故事，也同样是有着叙述者的，同样可以作为一篇简单的和原始的小说来看待。也就是说，故事与话语（小说文本）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用雷蒙-凯南的话说：“由于故事是个被概括的构成物，因此读者不能直接享有它。实际上，本文才是言语叙事唯一可见的……”11那么是否真的存在“故事”这样一种可以被放置到不同文本之中而自身却能保持不变的“抽象形式”呢？雷蒙-凯南又说：“只有从故事本身出发，而不是从表现它的本文出发，故事才能被理解为可以从一种媒介转换为另一种媒介，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而且在同一种语言范围内也可以转换的东西。”12然而，就连雷蒙-凯南自己也怀疑这种转换的可能性，随即又引用了托多罗夫的话：“……表达方式不一样，意义便不一样。”13其实，仅用现代媒介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媒介既信息——就足以颠覆这一过于“结构主义”的幻想了。结构主义叙事学把小说硬性地划分为故事与话语（“二分法”），或是故事与叙事话语与叙述行为（热奈特的“三分法”）14，都只是出自便于文本分析的一种考虑，而并没有理论上的必然性，如果有一种更好的新方法可以替代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弃之不顾的。当代西方的“新叙事学”研究，就已经对经典叙事学有了许多突破。

按照“媒介既信息”的内容与形式同步原则，不同叙述者、不同视角、不同的讲述方式，将使故事的意义发生不同的变化。也就是说不同的叙述方式所呈现的是故事的不同的语义，叙述方式与故事之间最紧密的纽带就是语义，而其他都是次要的。所以对故事对小说的分析，也应该围绕语义进行。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结构主义叙事学对故事的分析，虽然作为一个理论模板对于小说的分析很有帮助，但却不符合发生学意义上的文本生成规则。无论是普罗普式的把故事分解为31种功能，还是热耐特等人的把故事分解为一个个的故事序列，都忽略了语义在故事生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就如没有内容的形式是根本不存在的一样，假如没有语义，故事也将永远停留在支离破碎的“事件”阶段，而无法生成。简单的语义，如简单的二元对立，生成的是简单的故事，而复杂的语义则会生成复杂的故事，而复杂的故事实际上就已经是文本化的了，所以语义不仅生成故事，同时也生成话语生成文本。

对语义的发现，也就是对意义的发现。只有这种发现才会促成作者对自我的发现，对生活（话语资源）的发现，对故事以及对文本的发现。

丧失了发现的叙述，讲述的注定是陈旧的故事，无论套用了多少叙述技巧也于事无补。比如那些一味模仿技巧的所谓“实验文本”，比如那些在叙事学理论的指引下，一味地变换视角变换叙述花样而对故事本身并无真正发现的小说。这类作品往往被传统主义者指控为内容空洞的“形式主义”，从而让形式主义因此而长期背负着污名。其实这类作品的失败，不仅失败在所谓“内容”上，更是失败在“形式”上。虽然内容与形式是同步的，繁复而花哨的叙述形式也同样会给文本在内容上添加许多“意义”，但只要这些意义不是建立在新发现的基础上的，没有产生出新的语义，那就只会衍生出负面的意义与价值。遗憾的是，在诸如“你讲什么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讲”之类的形式主义名言中，给这种只具有负面意义与价值的“过度”叙述留下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