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隐喻与诗学
2008-10-9 12:57:15 藏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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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什么？作者作为一个“主体”，其实也是种文本。无论是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还是福柯的话语理论，亦或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彼此相似的结论——人对其自我的看法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文化赋予的；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

假如说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的一种提喻的话，那么今天的网络世界就是有关社会生活——作者——文学文本——读者之间“互文”与互动关系的绝妙提喻：

整个网络构成了话语的世界，而我们每个人的“主体”，则好比置身于话语流之中的PC机。PC机的系统是被网络话语与网络规则所不断地塑造着的，这就像所谓的“话在说人”，像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塑造”。而另一方面，PC机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可以接受或拒绝某些系统，可以“改写”或重新编码，甚至可以去对网络发起攻击……

那么文学又是什么呢？简言之，文学就是语言的一种特殊的编码方式，能指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凸显，故不同于一般性的以传达具体信息为目的实用性日常交流，并有着其特定的话语规则。

如果把社会生活比作浩如烟海的网络世界，那么文学就好比是有着特殊系统软件（按诗学的话语规则编码）的超级工作站。工作站所加工处理的信息来自网络，犹现实主义之“文学来源于生活”。而处于这一文学工作站之内的“网民”（作家），搜索信息、下载文本、发言发帖，则犹“深入生活”、阅读及写作。而读者也同样是这一工作站里的网民，他们与作家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在编码，而是解码，是阅读与品评。这又好比读帖和回帖。作者与读者之间是一种彼此互动彼此塑造的关系，其中最具有价值的乃是读者对于文本中深层语义关系的全新发现与解读，这也正是一个优秀批评家的价值所在。从这个角度讲，作为读者的批评家其实也是需要“生活”的，因为“生活”的经验积累与读书一样，所得到的其实都是话语资源。而且在对意义的“发现”这一点上，批评家与作家的任务是相同的，而且应该比作家更为自觉也更为理性。

其实，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大网络，早在电脑时代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都是“网民”了，只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而已。当然，人脑和电脑是完全不同的，但网络世界毕竟是现实社会的缩影，而电脑又是人脑的某种延伸。

当把现实生活、文学文本与作家与读者，全部还原成某种文本化状态时，我们也就兑现了“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诺言。而同时一幅关于现实生活、文学文本与作家与读者之间真实关系的全景图像也便呈现了出来。传统的现实主义总是强调文学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这话应该没错，但却绝不是像镜子般的那种简单的直接的反映。生活经历丰富的人很多，但没几个能成作家，因为现实亦或生活，只有当其呈某种与文学相关联的话语状或文本状时，才可能成为“相关文本”，从而与文学“互为文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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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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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文本化的“生活”，文学是消化不了的。而在将“生活”话语——如各种“社会方言”——纳入到“诗学”的话语系统，或曰用文学来表现生活时，其间至关重要的便是对语义的选择。因为来自现实生活的话语——社会方言，都已经是被不同的利益集团所过分使用了的话语，都已经被不同程度地扭曲了。如政治对话语的过度利用，使政治话语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达，其间非此即彼的善恶二元对立特征非常明显。而商业对话语的过度使用，使话语在其广告式的各种宣传中，犹如通货膨胀中的货币一样不断贬值。科技话语过度使用语言的外延而排斥内涵，导致了话语的偏枯20。民众话语则往往以常例代替分析，以从众代替立场，以想象代替判断，具有反智主义的倾向。

不同社会方言对话语的过度使用，具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即对于语义的捆绑与劫持。这种对语义的捆绑与劫持，使原本鲜活多义的话语变为单一、扁平和僵化，在多种语义被捆绑与遮蔽的同时，某一语义却根据利益的需要而被劫持和操纵。被劫持了的单一化了的语义，会被过度使用，从而使其陷入疲惫不堪的状态，失去张力与弹性，最终沦为滥调。比如在文革中，有关“革命”的语义就被捆绑与劫持了，其有关“进步”、“创新”等的语义都已不复存在，而仅仅与“阶级斗争”捆绑在了一起。于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差异、矛盾都被归入革命与反革命的语义二元对立之中。再如，在商业话语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