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隐喻与诗学
2008-10-9 12:57:15 藏 策 

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引用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的一句话告诉我们：“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15

这种来自具有丰富写作经验的作家的声音，理应引起理论家们的高度重视。一种负责任的叙事学理论，应该尽力避免毫无发现的变态叙述发生，而不是把各式各样新奇的“叙述圈套”挂满圣诞树去诱惑写作者。

对语义的发现，对意义的发现，在故事与文本的生成中，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与之相比一切其他的叙述技巧都只能是雕虫小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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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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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叙事学为文本营造了一个实验室式的封闭环境，将作为话语资源的社会生活以及文本的真实作者等都排除在了研究视野之外。这似乎已形成了一个自新批评以来的形式主义理论传统。虽然这种方法在理论操作上具有可行性和方便性，但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对文学的误导作用，也不容小觑。新批评之前的那种以社会学研究代替文学研究，以作家的传记研究代替作者研究的方法固然不可取，但在经过了形式主义洗礼尤其是“文化转向”之后的今天，难道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把社会生活、以及作者主体等等领域，统统纳入形式分析的万全之策吗？

其实，只要不再把社会生活视为一种非话语的本质主义的存在，而将其视为由不同社会利益集团所代表的“社会方言”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话语系统，就可以在社会生活与文学文本之间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互文”关系，就可以打破以往形式分析孤立的封闭体系，以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去面对开放的和互动式的新型文本关系，从而进行一种更贴近文本发生过程的动态的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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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离生活有多远？这是文学批评界经常提及的话题。然而这却是一个传统理论所无法真正回答的问题。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根本无法解释社会生活是如何与文学互动的，因为文学文本作为一种“二级符号”系统，是不可能像图像文本（如“纪实摄影”）那样去直接指涉现实生活的。当“文学来源于生活”成为一句老生常谈时，它对于揭示社会现实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大而化之和不求甚解的。

传统的现实主义特别强调文学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至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则认为是对现实人物的“典型化”。但站在已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今天来看，文学与现实，绝非如镜子照物那般简单，因为语言是不透明的。而以现代语言学的视角考察，其实无论是现实，还是文学，都不可能超越语言的疆界。现实社会本身就是文本化了的，是由来自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媒介载体、不同的言说方式的各类话语所共同构成的。文本社会学理论将代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特定话语，名之为“社会方言”，因为社会领域是一个由各种集体语言组成的整体，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社会利益集团都会频繁使用代表本集团利益的一套整体语言。奥地利学者齐马指出：“社会价值几乎从不独立于语言而存在，词汇、语义和句法的单位表达了一些社会集体利益，并且能够成为社会、经济和政治斗争的赌注。”他还引用了米歇尔•佩舍的话：“一切阶级斗争往往都可以概括为拥护一个词、反对一个词的斗争。”16而由话语构成的小说文本必然地要与这些社会方言形成“互文”关系，于是小说中便出现了多种“声音”，并形成“对话”。“一种集体语言（一种社会方言）并非总是单独一个集团的产物，它可能产生于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而具有共同的利益和问题的两个集团和阶级的交界处。”17

文本社会学这一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渊源关系的理论，在西方似乎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18，但其给予我们的启示却是巨大的，亦即不再将所谓“社会”看做是某种本质主义的，非语言的，对象化了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为是由各种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方言”所共同组成的巨大的话语集成。其间人文话语、官方话语、商务话语、政治话语、专业话语、民众话语、网络话语乃至江湖话语……多到数不胜数……它们之间或各自独白或彼此对话，或和谐共存或冲突对抗……或声音，或文本，或图像，或视频……或电视，或纸媒，或网络，或智能手机甚或街头涂鸦……真的是多音共鸣，交相呼应，无始无终，无远弗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