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上人间》的解读
2008-3-4 9:58:20 藏 策 

        那么这种方法是不是太“西方”了呢？也许是的，但又不尽然。虽然在中国的传统批评中，并没有什么解构主义流派，但这并不就意味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语言问题没有某种直觉的洞察。比如，荀子说：“……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就已经意识到了语言不一定来自或代表现实。再如，道家学说反对语言背后的权力架构，这与解构主义的某些观点，也不是没有相同之处的。如果我们读一读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等人的批注，就不难发现他们对文本性、修辞性的洞察以及对于种种“反话”（讽喻）已经有了某种自觉的意识。只不过中国的传统批评多是零散的，更没有建立某种理论体系的想法。所以，引入西方理论有时非但不会对传统理论造成破坏，反而能使其以往被遮蔽的洞见更为清晰地凸显出来。有关“中西诗学”的研究，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另外，当所谓的西方理论，在另一语言（比如中文）中被言说的时候，实际上是经过了一次“重写”（Re-writing）过程的，其话语以及语境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是所谓绝对“西方”的了。实际上，当今世界上早已不再有绝对“西方”或“东方”的东西了。

二

        图象与文本的关系，我已经说过很多，这里不想多说了，只想再强调一点，图象是不能脱离语义而存在的。图象一旦脱离了语义，就很难再说是一个符号的系统了，是没有意义的。谁也不会去拍一张什么都不是的照片，比如，白版。而一旦你拍了点什么，就一定会与语义相联系，比如拍的是“人”，是“动物”等。只要你知道图片上照的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此时语义就已经在发生作用了。

        作为符号的图象，其能指所对应的所指，远比文字能指所对应的所指为多，所以大多数的图片都需要有一个文字的标题，来“锚固”其“意义”。这样，由文字组成的文本的“意义”，与图象文本的“语义”之间，就又有了多种的“互文”关系。而我认为这些关系归纳起来，仍不外乎隐喻、换喻、提喻与讽喻四种。所以，要分析图象文本的深层意义，不分析这其中的种种修辞关系是不行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总在“天上”和“人间”的意义上做文章的原因。当然，我也考虑过建构一种从照片到照片，只分析图象符号形式的“摄影诗学”的可能性，比如，就像分析文本的叙事话语类型一样，也将图象的各种形式——如V型、S型、H型等构图，与影调或色彩通盘考虑并加以分类研究等。但我不相信这会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当年结构主义诗学的研究并没能取得预想的成功，那么今天如果再搞结构主义摄影诗学的话，也注定不会获得更大的进展。

三

        我认为，那种对照片的构图、光线、影调等等技术处理所做的具体分析，既不属于内容分析（阐释学式的），也不属于形式分析，只能算作是摄影技术的经验谈，就像我们现在的文科教材中所谓的分析“艺术特色”一样。这种摄影技术经验谈，对初学者或许还是有用的，但那属于摄影教育的范畴。而对于中国的摄影家和准摄影家们而言，技术、技巧的具体分析，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摄影理论。

        我认为，就如中国的摄影家拍不出好片子，并不是因为器材不好一样，也同样地不是因为技术、技巧不高，而是因为无法从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藩篱中解脱出来。用大家熟悉的话说就是思想陈旧、僵化、依附，缺少独立的思考和特立独行的品格。这在摄影文本上的具体表现就是“超隐喻”的修辞方式。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改变这种现状呢？有人提倡读书，有人主张学美学。总之，是装备大脑。我却认为这远没有那么简单。比如，丰宗立先生读了我的文章，很是支持我的观点。但他却是以他原有的话语方式（用大家熟悉的话说，就算是知识结构吧）来理解我的文章的，其结果是错上加错。那么，大家如果不先对自己固有的话语方式（如超隐喻式的）有一个分析的话，那么读了书也未必就不会是错上加错，未必不会是刚抛弃了一种旧的超隐喻，却又换上了一套新的超隐喻。所以，我在分析《天上人间》的时候，特别地注重“解构”。只有大家懂得如何消解超隐喻了，头脑才能真的“武装”起来，读书也才能读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