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艳俗——王庆松访谈录
2006-8-17 15:27:44  中国艺术新闻网

　　艳装时代

　　胡：你是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来到北京的吗？

　　王：对。我先到了山东，在我哥开的餐馆里干了3个月，他给了我1200块钱。我拿着这个钱就到北京来了，本以为坚持半年没问题，但是3个月以后就没钱了。那时我和另外一个先来的同学一起合租了一个房子。因为他姐姐在国际关系学院，就在圆明园附近，就住他姐姐的学校后面――哨子营。那时他已经熟悉圆明园了，知道圆明园有个画家村。

　　胡：你当时去看过圆明园的画吗？

　　王：看过，但我不太喜欢，觉得挺乱的。我去过方力钧的画室，但是当时他不在，我也不知道方力钧这个人。因为我知道刘小东，我一看，觉得他肯定比刘小东厉害。其实那时他刚从威尼斯回来。

　　胡：但是你对他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事一概都不知道？

　　王：不知道，也不知道有威尼斯双年展，对这种国际的展览完全是陌生的。当时还看了伊灵、何勇的画。那时候，圆明园很多人画抽象画，画得很差的，还跟几个人也在一起吃过一次饭。对那种状态，我是真的不喜欢。他们说让我搬进去，我说不搬。住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这一年我都在画画，画一些人在搏斗，在角斗，摔打。这是我那时的感觉，刚到北京来的那种压力很大，觉得很艰难，那些画名字叫"竞争系列"，画的人通红通红的，象血肉模糊的感觉。

　　胡：你实际来北京生活以后，与你第一次来北京时感受到的北京有什么不同吗？

　　王：生活太艰苦。当时觉得圆明园村里一帮很穷的人，那么穷，还拼命在搞艺术！这种感觉还是挺打动我的，但这种生活方式确实很难。

　　胡：你画画这种方式坚持到什么时候？

　　王：到96年。大概94、95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做所谓"艳俗"的东西，用油画画的，画到95年圆明园撤了以后就停止了。那时圆明园一撤，其实对我的压力非常大，那时我觉得对我的文化伤害是次要的，完全是一种人身伤害，没有安全感。

　　胡：你直接面对了一个最为繁杂的世界。

　　王：因为那年我搬了五次家。赶来赶去，所以我一下子就扭转过来，转回最早的竞争的感觉，我就画了用塑料布裹起来的，缠绕的人，人在挣扎，想从里面出来的那种感觉。画了一阵子，觉得那股劲过去了，这是简单的情绪发泄，很快就不画了，就一阵子，好象是解脱了。还是老在想流行文化、商业文化、包括西方的文化的影响。后来完全是丢掉了，变成了艳俗的那种。

　　胡：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流行文化"这个概念有兴趣的呢？

　　王：94年。

　　胡：什么原因呢？

　　王：94年夏天的时候，当时还在圆明园。到94年的5月份之前，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我一笔也没有画，没法画，觉得没法画。当时碰到徐一晖，他问我："庆松，最近怎么样？"我说："画不了，房租都交不了。"他说："你觉得有什么感受？"我说："我现在对民族文化在当代的状况感兴趣，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了？"当时刚好老栗也提出"民族的当代性"的问题，其实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原来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他问我："你认识不认识杨卫？"我说：我不认识。他带我到他住那地。"画行画的！"特别明显。我说："我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画的那些东西。"杨卫当时画了一些象李山的那种花瓣似的画。徐一晖说："他也有一些想法，想搞一些东西。"他就带我过去，大家就开始一起聊天，包括刘铮，后来胡向东又搬进来，也在一起聊。大概有两、三个月，天天在一起聊。

　　胡：就聊流行文化？

　　王：对，越聊越激动，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非常激动。觉得这个不得了。到9月份的时候，我们全部分散了，各自做各自的作品去了。因为当时我哥在山东开塑料厂，我对塑料那种透明的感觉感兴趣。我想把塑料直接做成人。结果到了山东一看，我哥那塑料厂也倒闭了。但没有办法，因为我既然过来了，就必须要做东西。那时也没有钱，我哥那里有现成的铁皮，我就拿铁皮做了一些"被伤害的人"。当然，这跟我原来的想法又不一样了。回来以后一直到那年的元旦，又很失落，觉得特失败。只有画吧，就画艳俗的那些东西。当时画的就是白菜什么的，也画了一些婚纱。当然还是对民俗的东西有兴趣，都是画在金丝绒的布上的，类似于农民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