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伦•史密斯:重要的是艺术家和艺术家的作品 2009-5-21 14:55:43
《画廊》:自1992年至今,你在北京生活已长达17年之久。在这期间,你一直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并通过写作、讲演和策展等活动,逐步建立起自己在中国当代艺术圈中的重要影响和地位。与众多各具特点的国内外同行相比,你有东、西两种文化背景做支撑,作为策展人,你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凯伦:刚到中国时,我没有特别想当策展人,只是很想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了解他的丰富度,去了解不同的艺术家。我自己读大学时学的是绘画,艺术史是后来学的,所以我不是从一个很迷信的哲学的角度来看艺术,而是从真正做艺术的角度去理解艺术家的不同想法和不同思路。艺术家他怎么去做艺术,他怎么面对艺术,他怎么理解艺术,我是对这些感兴趣。我觉得做艺术非常不易,太不容易了!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策划的展览,能够为艺术家提供有趣的作品展示的机会,让作品呈现的环境和方式与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保持一致。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做策划的原因。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我的一个特点。事实上我没有特别多的理论,在做展览的过程中往往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很多的时候是在做的过程中才发现的。
《画廊》:说说你做过的展览吧。1998年和1999年,你先后策划了在英国举办的Representing the People (代表人民)、在ICA举办的Revolutionary Capitals (北京——伦敦:创意之都)和2004 年在德国的The Chinese “国人:中国当代摄影和影像艺术”等重要展览的策划工作,面对西方观众,你在选择艺术家和作品时考虑的问题有哪些?西方观众,特别是当代艺术圈对展览的反应如何?
凯伦:我策划的第一个展览是“代表人民”。那是1998年,我当时已在中国生活了四、五年,已经开始接触一些外国美术馆来的人,他们不是很了解中国的文化,很多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也不一定都有中国的背景。 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我发现因为语言的障碍,外国人在判断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时有难度,他们没法完全掌握艺术家的思路,所以由此进入做点事情也是很有意思的。对我而言,做“代表人民”这个展览是个不错的机会,它能让英国人了解中国。记得那个时候我回国,英国人给我的印象好象每个中国人都是一模一样的:穿一样的衣服,留一样的发型,过一样的生活。其实中国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因为到1998年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20年,城里人开始慢慢富裕起来,城市与农村,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动而产生新的变化。王劲松在他的巨幅作品《当代群众》中画了很多人,试图揭示出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我觉得他画的特别丰富。又比如宋永平,那时候他在太原,还没有搬到北京,他画那种怪怪的构图和人的状态,都是他观察的人心理有问题。马堡中是在城市长大的,他特别喜欢那种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东西。刘小东我们都知道,他关注北京,北京的文化,挺幽默的。我一直觉得有意思的是,外国人很难知道中国人的幽默,因为语言是挺大的一个障碍。刘仁涛也和宋永平的状态有点接近,但是他们完全是两代人。那时候我去过几次沈阳,那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北方城市,有很多的大工厂。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很多工人下岗了。在英国,我们有过一些大煤矿,一个城市,所有的男人,从爷爷到父亲到儿子,都在煤矿工作,一旦工厂倒闭,整个社会都面临这失业求生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英国人特别理解这个问题。黄汉成来自武汉,他所关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外国的品牌进入中国,并由此改变中国人的某些观念和习惯。郭伟关心的是中国城市家庭中独生子的问题;段建伟则是表现特别朴实的农村生活。此外还有很多的小问题,英国人看到这些作品,阅读起来也没有障碍,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陈文波关心的是人类面临的新问题——克隆问题,以及人的审美等。第一次做展览策划,就是想表达对艺术的一个比较直接的感受。这是一个目的和主题相对较为明确的展览,所以我在想,在一个没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让观众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交流。
1999年在伦敦的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 (ICA) 做第二个展览活动,那是我和吴美纯一起策划的,当时邱志杰已经策划了“后感性”展,艺术家们自己举办展览,他们会根据一些想法,自己找到一个空间,展览开幕的前一天,全部都到那个空间去工作,开幕式第2天,然后第3天展览就撤了。ICA让我们把这个气氛带到了伦敦,我们选择的是一些录像作品和图片,全部装在随身携带的行李里面。在伦敦,我门做了一个星期的活动,包括电影、录像和音乐。出了艺术家,我们带过去的还有电影导演和乐队。展览的活动很多,也很丰富。在此之前,赫斯特和其他英国艺术家都已经在一些非盈利空间举行了自己的展览,所以英国人比较习惯去看。参观我们展览的人特别多,这样的活动让我非常有兴趣和艺术家们合作。之后便有了2004年在德国策划的“国人;中国当代摄影和录像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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