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磊：我做的事情是痴人说梦
2008-7-17 12:26:28  中国摄影

紫禁城的秋天

九个回避现实的答问——阮义忠于台北EMAIL访谈常州洪磊 
 
　　阮义忠，一九三九年生于台湾宜兰；《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等书作者；《摄影家》杂志及《摄影家》出版社创办人；现任台北国立艺术大学、世新大学教授、佛教慈济基金会志工。拍照片三十多年，摄影作品于世界多国举办过展览，最近一次个展为二○○七年八月的上海美术馆邀请展。作品被法国巴黎现代美术馆、法国摄影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暨艾伯特美术馆、法国尼普斯摄影博物馆、法国土鲁斯水之堡摄影艺廊、台北美术馆、台湾美术馆、澳门艺术博物馆、沈阳鲁迅美术学院、上海美术馆收藏。

　　壹．

　　阮义忠：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摄影家》杂志在第41期的《中国新摄影》专号中刊登了你的作品。从那时到现在已将近十年，你认为自己的摄影路有何变化？经过那些阶段?

　　洪磊：我的摄影始于1996年。那时我已放弃了艺术，心恢意冷地从北京回到了家乡常州。春天，我将1995年的一张装置草图《中国盒子》，在学生董文胜的帮助下用照相机记录了下来。虽然，当时我已不再做艺术。但当我完成《中国盒子》后，思路一下子打开了，1995年那种淤塞的思绪通畅了。顺着这一思路我又相继做了七八个类似的小装置，也都拍成了照片。我去北京给一些朋友看，都说我照片拍得好。后来，1997年艺评家岛子在北京首都剧场做了“观念摄影展”，我就是以这组作品参加了这个展览。

　　之后我就想做更加专业的摄影。我读了你的两本摄影的书《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以及哲学家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那时韩磊在深圳，我托他在香港买了一台二手的PENTAX，4X6，120相机。我的第一组真正的摄影，是我用这PENTAX相机，带了一张锦鸡鸟皮，在北京的故宫“紫禁城”，拍了一个星期，十卷彩色胶卷。后来觉得色彩不够理想，又用水色染色，再用砂纸打磨出划痕。这是1997年。

　　1998年，我以我喜欢很久的宋代花鸟画做摆拍摄影，这是我曾以油画画过的题材，但是缺乏审美的支持，所以不能成立。结果做成摄影，方式转换了，很是成立。这一年的春节，我去苏州的几个私家花园拍了一组黑白片，我把照片洗成褐红色，再以水色和油画颜料描绘出诡异的，鲜血四溢的景象。

　　这些作品刊登在了你的《摄影家》杂志第四十一期上。这一年我还拍了以释迦牟尼修成出山人物摆拍。

　　1999年，完成了以上的作品后，感到再往下拍没什么新鲜感和冲动了。那年我去了欧洲，在巴黎的卢浮宫看了一个大型的摄影展，看到了一些数位摄影。回来后我就尝试着做了两件。这一数位方式一直做了差不多五年，大多是以中国古代的名画为蓝本，篡改成了我对当下的看待以及我的内心的独白，画家陈丹青认为这都是些散文，我觉得更象读后感。当然，目前我还会使用数位，但不是主要，因为现在是数位的时代，我们无法逃脱。我已经没有可以做传统的彩色照片的地方了。这一年的深秋，很偶然我去了安徽的泾县查济村，用黑白卷拍了一张颇似米颠山水画的一个山头，这促使我第二年去黄山，新安江等地拍摄，我多以极简的，略带禅意的样式构图。这一计划将在我六十岁结束。

　　大概2001年，我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看了一个静物摄影展。回来后，我将一些中国画家常画的花鸟瓜果拍摄静物。

　　2006年或者2005年底，我已厌倦了数位的拼拼贴贴，而且做数位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滥。我开始了另一种尝试，再开始摆拍，我吊挂了花枝和昆虫，摆放出传统中国画特有的审美趣味，拍摄方式是广告的方式。

　　今年，2007年，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做了“竹林七贤”的作品，这是容装置、戏剧和服装的混合的杂烩，最后以摄影呈现。

　　我很难理清我的摄影道路，我一直围绕着中国古文化这个主干线思考和创作。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摄影家，而且我的热情不在摄影。我更喜欢绘画，但又画不好。目前，我的热情在装置，我一直想以摄影做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