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卡瑟比尔用模型讲述历史
2008-3-26 11:58:34  中国摄影

2007年12月纽约布鲁克林区詹姆士·卡瑟比尔工作室
采访／徐婷婷
Interview by Xu Tingting

    问：当批评家谈到你作品的时候，每个人从你作品引申出来的说法都不一样。这些人的说法准确么?
    答：虽然通常我的作品的都有一个很具体的语境，我在做之前就对最终图像有很清晰的构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所设想的语境和别人理解我作品时候的语境就是相同的。的确有些时候会想到一起去，但是有些时候别人对我作品的理解还真的是出乎我意料，让人惊叹。
    我想把我的意图传递到作品中去，但是我并不想时刻左右我的观众，何况艺术家的意图也不可能永远那么明显。我不喜欢先行解释我的作品，我喜欢留下一点模糊空间，让观众用他们自身的经验去理解体会我的作品，让他们从被动的一方转为积极的一方。我用作品去暗示观众，同时给观众留下一个特殊的路径去理解我的作品。总的讲，我的作品是很知性的(Intellectual)，能让人在事后慢慢琢磨。
    问：考虑到和你同龄的现在四五十岁的摄影家，比如劳拉·西蒙(Laurie Simons)，她在1990年代初也拍摄了很多微缩模型，另外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和格里高利·克鲁德逊(Gregory Crewdson)其实也算是自己创造场景和故事来拍摄。你觉得这种从1980年代开始的摆拍手法能算一个潮流么?你觉得自己是在这个潮流之中么?
    答：1980年代确实有这种用摄影叙事的潮流存在，人们创造一些场景或者故事，为这些东西拍照或者为一些行为艺术摄影。在这些照片中，想象、现实(Reality)和政治(Poiitics)这些话题到今天仍然和我的创作很有关系。但是与其说我和这种潮流相关，不如说我是在反思摄影作为工具是怎样去参与社会文化生活。比如，作为艺术家，我们都注意到摄影的“客观性”这个说法，但是我把这种“客观”视为一种实现不了的想法(Fallacy)。我觉得艺术家做一个虚构的图像就像统治者去书写历史，他们永远按照自己的利益去写，历史同样也永远没有“客观”可言。
    至于把我和我的同代人区别出来的一点是：“叙事”并不是我想做的。我对建筑本身更感兴趣，尤其是人们居住过的空间。与其自己讲故事，讲前因后果，我更想让读者去创造故事，把他们自己放到他们编的故事中去。在当时，我感兴趣的是艺术家用相机去记录当时的表演艺术、装置作品或者暂时的艺术事件。所以当我自己开始拍照的事后，我也是在做一些临时的并不能长久保存的东西来拍摄。我做的模型和装置是专门
拿来拍摄的，只为了拍成照片，不是为了放在那儿或者演给别人看。照片是别人接触到我作品的首当其冲和最主要的途径。当然我也用照片暗示一些东西，暗示到一种恰到好处的程度，但我把我的摄影更多的看做一种“标志性的”图像(lcon)而不是一种叙事。
    问：能更详细地解释一下你所说的“标志性的”(lconic)这个词么?这和政治联系大么?
    答：“标志”这个词是我想出来形容我以前的作品的。因为像我刚刚讲的，我并不是在拿相机编故事，或者说我所编的是一个更大的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al)的故事。
    比如2007年5月份我在纽约肖恩·凯利画廊(Sean Kelly)的展览“勒凡特地区”(The Levant)，在那个展览中，很多照片就涉及到了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和美国目前在中东问题上进退两难的处境。
    我的最早的一幅和美国入侵伊拉克有关的作品是西班牙浴池(Spanish Bath，2003)，当年在同一个画廊中展出。当时我正在琢磨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和文化，特别是西班牙：在当时，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犹太文化在安达卢希亚这个城市互相交融，然后我就想为什么现在的人们和这三种文化不能和平相处，为什么我们不能合作。我觉得现在我们身处不同的文化中，应该去找寻某种指引方向去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剑拔弩张，因为战争根本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总之，从那时我在创作中就有意识地开始涉及到当代的政治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