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的道德内疚
2008-3-26 11:54:11  人民摄影网

    为什么说从事纪实摄影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你很有可能会因此背负沉重的道德的债。
    在我当老师的这几年时间里，时常扮演一个坐堂医生的角色，因为我的学生总会来咨询一些心理问题，比如说，他们在拍摄过程中产生的强烈的道德内疚——我偷了别人的影像，我有什么权利窃取别人的影像，我利用了别人，我把他们当作我自己前进的铺路石。
我觉得这种内疚其实是难以解开的，有的时候我会建议他们去看《摄影大师对话录》，在86页法兰克霍夫瓦是这样说的：“我偷偷拍照的时候，也会有一丝良心不安，因为我只有在天气出奇的热或特别冷的时候，才能在纽约街上拍照，好像为了自我惩罚。”这样的话语在这本书里常常可以遇到，可以说，这样的良心不安在很多摄影师身上存在，尤其是纪实摄影工作者。
对于从事纪实摄影工作的人来说，被摄对象如何在被看的过程中毫无戒备地袒露内心，袒露伤痕？站在这个角度，纪实摄影是摄影师与被摄者之间关系不断延展的成果，并且这种延展往往持续到拍摄结束之后。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因为手持相机的摄影师往往被看作粗暴的掠夺者，他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改善这种关系，同时又会因为内疚而背负沉重的负担。正是因为这种进入，或者说介入如此麻烦，完成纪实摄影需要摄影师付出极大的忍耐，《摄影之友》曾经约我写过专栏，当时我就想写我在拍摄过程中所犯下的那些“罪“，只是后来懒惰只写了两重罪就没有继续。其中的一个罪叫做虚伪，是我在云南一次不成功的采访，被摄对象是一个陪酒女郎，同时也是一个做爱滋病预防宣传的社会工作者，七宗罪之虚伪在云南的第一个晚上，我就从宾馆搬到她的小屋，也因此我们变得亲近；第二个晚上，我们一起在酒吧喝梅子泡酒，几大杯过后，然后回到家里继续喝白的。后来，她给我讲了自己的所有身世——慈祥的继父，最好的朋友的死亡，以及她的那个他。我们都哭了。第三天，我和文字记者一起偷偷给她买了一台双缸洗衣机，因为我了解到这是她一直以来一个奢侈的梦想。我们的相处只有三天，坦白的说，她不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对象，或者说她和我想象中的差好多。她简单且朴素，似一个孩子；她不善表现，时刻警惕着相机的存在，在镜头面前总是很笨拙。最终，我上窜下跳的结果并没能让我的东家——派我去的杂志社满意。从北京，我带着头脑中的很多想象到达云南，我用我所能想象到的一切对比我看到的现实，当初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热血沸腾，以为会弄到特别刺激的东西，可是她甚至都没有一支口红。
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但这才是这个故事最具戏剧性的地方，生活狠狠嘲笑了我。而与当初没有拿到照片的沮丧相比，回来后的心情更加复杂。在离开的时候我说好了要给她寄照片，而直到今
天，这件事仍然被我以种种理由推托，那个与她推杯交盏说知心话的我跑到哪里去了？
在我的心里有一个阴暗的小角落，那也许是作为一个摄影师本能的反应，你的每一根神经都在为影像作战，每一个举动都在为得到影像而谋划。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的亲近多多少少和相机有关系，而这也导致我们分开的时候的疏离。 相机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我落入它的圈套，变得功利且虚伪，这种虚伪对我的被摄对象，以及对我自己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