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前年年末的一天，你当天的任务是去人民大会堂拍摄杨利伟做报告。可第二天你见报的照片却是路遇的农民工。对于这件事，我记得你说过：“我不会拒绝拍摄杨利伟，可是我更不会放弃对底层的关注”。

 

　　贺： 那天，我去人大会堂拍摄作飞天报告的航天英雄杨利伟，可谓是件大事情。但在 路上，巧遇一队民工扛着行李过马路，我赶紧摇下车窗，把镜头对准了他们。我的照片说明是：“11月7日，一队民工在打工路上艰难行走。头晚，北京突降大雪，数百万棵树木被 风雪折断。”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命运已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前不也刚发生过温家宝总理为基层群众讨工钱的事儿？我是觉得，上天的杨利伟和地下的农民工都是我们国家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很难分得清他们孰轻孰重。所以，何为大事小事？

 

　　对摄影记者来说，真实记录不同人群不一样的命运，价值是一样的。

 

　　四.摄影大家应该什么题材都能驾驭

 

　　陈：有些摄影者常感叹自己不够幸运，碰不到大事。但也会有人发问：即便有了这样的幸运，大多数记者能够用怎样的态度和技术来完成记录？

 

　　贺：不错，我们一提到国内国外著名摄影记者的作品几乎都是重要事件的精彩记录，致使我们也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大事件或突发性事件上，但这实在是一个误区。我们端着照相机瞪着眼睛天天找突发事件都找不到，就是有了“大事”，往往还轮不到自己去，于是就 埋怨自己没运气了。

所谓突发事件，都是不可预见的，机遇是第一性的，是个前提。再说 ，突发性事件大多都不是好事情，当记者的要是每时每刻都盼着天灾人祸，不是自己有病吗？如果因此而对我们身边发生的有记录价值的日常新闻和社会新闻麻木起来视而不见，我看就是掉进误区里了。

 

　　陈：你的照片一直有一种大部分读者认同的力量。这么多年来，你很少把自己的成功寄托在很多记者蜂拥而上的大事件、灾难性报道上。你更关心的是老百姓的事，你的喜怒哀乐与老百姓同步。

 

　　贺：1988年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时，我们又一次观赏了戴维·伯内特 的《柬埔寨难民》、弗兰克·富尼埃的《奥马伊拉的痛苦》、阿朗·赖宁格的《艾滋病在 美国》这些获得“荷赛”大奖的作品，但我们还看到了他们更多的鲜为人知的作品，内容涉及日常生活、体育、人像等不同领域，精品之作一样令人目不暇接。

 

　　那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所谓摄影大家，就是什么题材都能驾驭！

 

　　试想，一个摄影者没有对人类常态生活的关注与研究， 没有娴熟的技术技巧训练，一旦碰到可遇不可求的大事件，怎能游刃有余？多少事实都告诉我们：在重要的事件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拍到令人难以忘怀的优秀作品的。

 

　　所以从那时起，我便时常告诫自己：不要轻视每一次采访，而只要带着照相机，你的职业状态是最重要的。

 

 

　　五.你的作品比你的名字更重要

 

　　陈：关于参加各种摄影比赛，你觉得它对摄影者真的那么重要吗？

 

　　贺：我很理解，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的作品第一次见报，第一次获奖时也沾沾自喜， 甚至几天睡不着觉，恨不得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快乐。

 

　　当今，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照相机，人们喜欢摄影就跟你喜欢钓鱼他喜欢健身一样，成了一 种生活时尚。每年各个级别的影赛多了去了，奖金一个比一个高，获大奖的人的名字我们 根本就记不清。但得过大奖的是不是都是摄影家都是名记者？恐怕事情不是如此简单，就 如同唱歌的有的是但每位歌星却不能等同歌唱家一样。

 

　　陈：布列松就一个奖都没有得过。

 

　　贺：我现在评论一个摄影者的水平，根本不会受他一两幅获奖作品的影响，至少要看他十幅二十幅照片，才能得出基本的判断。 要清楚，摄影越普及，人们对专业摄影人的要求就越高。参赛获奖是好事，但不是职业摄 影人追求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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