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王诗戈博客 作者：王诗戈）
首先要明确，
摄影批评是一种学术批评。
这一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摄影不仅仅作为感官欣赏的对象而存在，它也可以是理性认知、推演和思考的对象。在我看来，这是由摄影的内在规定性之一所决定的，即：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精神实践和社会参与行为，摄影在学科归属上呈现出开放的姿态。在2008年出版的《Photography and Philosophy》(《摄影与哲学》)论文集中，摄影显示了在认识论、本体论、分析哲学、伦理学、文学、美学等多个维度上进行讨论的可能与潜力，而前年出版的另一本论文集《Photography: Theoretical Snapshots》(《摄影：理论快照》)除了继续对摄影展开哲学式思辨之外，还将摄影置于西方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术传统中进行了考察。这两本书都是基于对摄影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充分认同。在我研读西方摄影理论的过程中，我发现这种认同在西方关于摄影研究的学术脉络中大体上是连续的、明确的，事实上这种集体性认同也参与构建了摄影研究的学术脉络。编织起摄影的学术网络的，经线是本雅明、罗兰·巴特、苏珊·桑塔格等人侧重摄影本体的思考，而纬线便来自于诸多相关领域和学科的理论贡献。
依我粗浅的印象，国内有关摄影的严肃写作，多年来基本上将摄影限定在艺术学的范畴之内——以至于业界内外“摄影艺术”一词几乎成了“固定搭配”——而“艺术学”和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相较具有更强的主观性，因此部分地导致了“多印象描述，少理论分析”这一持久不断的批评之辞。(需要说明，我并不认为“印象描述”不能成为学术批评之一种。)国内摄影批评学术化程度的不足，体现在较少有论者将自己置于学术参照系中从事写作。这里说的“参照系”具有双重指涉，既包括上文提到的由不同的理论视角、范式与体系搭建起来的学术资源平台，同时在共时性的向度上也提示了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在场。摄影批评的学术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千头万绪，需要业内同仁(包括专业刊物编辑)的共同努力，而对目前许多学人来说，从技术性规范起步似乎具有较强的可行性。由此，我给出的具体建议是，对被引证文献和材料的出处、来源信息在批评文字中要加以标注。
“学术活动是一项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事业，不充分了解某一专门领域中先前的思想发展路径和研究成果就发表意见，哪怕是认真而诚恳地发表意见，也是不行的。”(徐友渔，《为提倡学术规范一辩》，载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选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16页)文献标注不仅有助于读者把握某一论题的学术背景，增强对于论者的信任度，同时也可以构成一张“路线图”，引导后来者尽快进入学术场域，或在同行那里形成进一步阅读与思考的“生长点”。而一篇缺乏文献标注的文字，难免会给人留下“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焦竑语)的印象。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就是：“……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转引自葛兆光《大胆想像终究还得小心求证》，载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27页)
对于学术共同体的维系，文献征引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它“为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织起了一张无形的联系网。引证，特别是学者之间的相互引证，不仅使学者更容易形成并强化学科与学科共同体的归属感，也为其他学者辨别这个共同体的核心成员提供了线索。”(杨昌勇，《学术论著注释和索引的规范与功能》，同上，第344页)一个较成熟的学术共同体，具有形成公共意志的诉求与能力，而公共意志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使得文献标注这样的基本规范不再是一个选择性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