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中的文化反抗流变
2007-11-8 10:00:04 张 楚 翔
提要：
本文从纪实摄影的“文化反抗”入手，以新时期纪实摄影三个不同阶段的文化特征及其文化关系为研究的对象，分析文化反抗与社会背景氛围、纪实摄影手段和纪实摄影价值取向的文化脉络关系。揭示中国当代纪实摄影文化的变迁原因及其变化轨迹。
关键词：
文化反抗 新时期纪实摄影 摄影叙事语言 反主流文化 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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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纪实摄影近二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变革中的中国当代纪实摄影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对摄影主体性的强调和对摄影创作语言自由度的突现，导致了纪实摄影的形态与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疏离，使纪实摄影文化重心发生了相对的位移。现在，多元化的纪实摄影作品已经成了个体生命活动的符号存在方式。
（一）
今天，假如我们站在纪实摄影这个位置回头了望。暂且把今天所处的阶段暂定为一个大的纪实摄影文化时期的终点。按以往的约定俗成，从文革到现在的这一纪实摄影时期我们称之为“新时期纪实摄影”。然而，我们对这一纪实摄影文化时期进行细分，就不难发现每一个阶段都有着纪实摄影特有的时代文化共通点。他们有着相同的纪实摄影观念，相似的纪实摄影主题开拓方式以及近似的纪实摄影叙事语言。同时，也有着各个文化时期所特有的纪实摄影文化代言人和代言组织。
从新时期纪实摄影这一阶段说来，能取得７０年代未到８０年代初，这一文化时期代言人角色的，非以王志平、王苗等为代表的“四月影会”的年轻人莫属。四•五纪实浪潮的出现标志着新时期纪实摄影文化的开始。８０年代中后期到９０年代初，风行中国的“纪实摄影”这一流行的文本表述，已从文革后的伤痕作品所追求的“真情”“实感”，富于人情味的人性复苏。转变为以陕西侯登科、胡武功为代表的摄影群体，他们企图卸下沉重的“人道”道义包袱，以自觉的人文意识与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社会对话，开始了规模巨大人的文关怀摄影先河，从而直逼纪实摄影的本质内核①。这是新时期纪实摄影文化的第一次转向。“２０世纪后期到２１世纪，中国纪实摄影家面临了新的挑战：即纪实摄影作品是作为一种‘见证’或纪录中的同时，如何在‘表现’的维度上做出及时的回应②。”如陆元毅在真实中营造的诡秘。张海儿在黑夜中的超现实意味。刘铮在幽默与揶揄并举中道出历史的冷峻。他们的作品使新时期纪实摄影作品第一次具有后现代意味。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纪实摄影开始进入了一个多元并进的时代。
作为纪实摄影文化代言人和代言组织的出现和确立，是与其所处的时代精神所契合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时代精神”的内涵。它不是官方主流文化的榜样，也不是意识形态的虚构和硬性规定，它甚至不是席卷社会的时尚文化潮流。它正好是这一切的对立面，即它应当是一种“前风格”，是文化精神的先知，是一种文化变化的方向。
真正的“时代精神”是具有先锋性的。只有在先锋摄影家之后有人跟随才能形成一种被大众接受的文化风格。当文化风格被确立时，讨论时代精神又失去了先知、先觉的意义。所以，真正的时代精神又具有生成性。最初是隐而不现的，其文化代言人最初也是以一种“先知”、“先觉”的形成出现的，是他们把这一时代的精神加以发现和发挥出来的。由此，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文化代言人或代言组织是伴随新生的时代精神而生的。它对于以往的社会来说，是一种异质、怪胎。这道理很简单，就因为他们超前和与众不同。但他们却以挑战者的姿态，向整个社会文化结构、意识形态和人文价值取向，进行质疑和宣战。以争取自己在社会中的合理存在，在这是我们不难看出，文化代言人其实质更像是一种文化反抗的代言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