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中的文化反抗流变
2007-11-8 10:00:04 张 楚 翔 

    假如胡武功早期的《乡土系列》还保留了精英式的文化心态，注重保留思想的深度；保留一种自省和自律的精神，那么《四方城》则充分敞开了个体自我的感觉，去掉了精英式的拘谨，淋漓尽致地展现个体自我价值的寻找和选择，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其都是个性和欲望的直接、痛快、放肆的宣泄。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保持了自己精英式的精神内涵和摄影表达方式，力避肤浅⑥。
   
    （四）
    文化反抗者一定不是现实社会中随波逐流之辈，其能敏感地感知社会生活的变化，并可以抓住文化潮流和时代风尚的病症，然后一语击中。他们是一种“前风格”，他们是一种文化变化的方向。
    ８０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纪实摄影一直坚持“深入社会最底层记录‘寻根意识’下的民俗民情，以重新把握现实与历史的人生观⑦”。他们中的许多人到贫困落后的地方，以怜悯的眼光，包打天下不平的文化精英优越感，用纪实摄影作品替“弱势群体”说话。事实上，关注“弱势群体”的提法是很可笑的，为什么纪实摄影总与“弱势群体”联系在一起？难道所谓的“强势群体”就没有问题？为什么我们当时没有出现新富人纪实呢？可见，纪实摄影关注“弱势群体”的优越感不仅对人造成伤害，同时也对那个时期的大部分纪实摄影造成了伤害。关注“弱势群体”的单向观看关系既是人为设定形成的，又是不公平的。这是社会现实的不幸，还是我们的纪实摄影家的局限。很值得摄影人思考！
    与８０年代中后期到９０年代初的“寻根文化”背道而驰的是“城市文化热”，其关注点不再是面对过去历史厚重感的表达和生命本真意义的反省，而是对城市的平面化、喧闹化、话语的流动化和未来问题的风景化的一种呈现，于是，城市民谣、城市小说，都市消闲文化的兴起，成为２０世纪后期到２１世纪初的文化风景。然而，这种或多或少丧失了历史心性和价值根基的都市文化，尽管在大众文化的狂欢中，在高科技的运作中，在大众传媒的操作中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废都”式难题。于是，精英文化在“废都”式的性文化、变态心理文化的夹击下，使８０年代的寻根文化主题从“灵魂拯救”走向２０世纪后期到２１世纪初的“表征危机”，寻根意识成为一种“虚幻的承诺”，希望变成了一种永远不可能臻达的“苍凉的手势”。在社会的互动中，在社会的经济热潮和个体的麻木神经中，人终于从有名、大写之名走向了无名和俗名。
    在２０世纪后期，以影像处理技术、远程数据通讯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电子与网络时代迅速来临。它不但动摇了传统摄影的两大基础——光学和化学，也动摇了传统摄影价值的取向。正如曾璜所言：“••••••特别是西方传播摄影、视觉观念和结构主义的传入；中国摄影人已开始提出了对摄影进行重新定位的问题，特别是在摄影创作和审美方面。‘新纪实摄影’的出现，更是开始质疑中国传统摄影评判标准。现在，西方学科比较的研究方法已被用来建构新的价值体系；摄影作为一种媒介被放入传播学或视觉传播的领域来研究，是对摄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问题的最大挑战⑧”。原只属于权威的话语权被迅速支解了。以前，很多学者关心的是：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现在，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世界为什么会怎样！当前，人们更注重现实世界中的小范围研究。
    人文学科的研究方向的突然转变，使中国纪实摄影家面临了新的挑战。纪实摄影作品是作为一种“见证”或纪录中的同时，如何在“小范围的个体身上”对以上社会状况做出及时的回应。最早在这一方面进行尝试地要数上海的“北河盟”摄影群体，从一开始就较为自觉地在都市纪录中的同时，也在“个体表现”的维度上做出积极创新的回应；“他们聚焦于隐身于都市图像背后的逐渐膨胀并且越来越表面化的物质欲望，通过对于这种图像的重新加工与强化呈现，使都市本身作为一种欲望装置、一种新纪实摄影创作方法赫然面世⑨”。这其多少带有点消极地自我影像享乐主义的成分在里面。其中尤其以尤泽宏、王耀东、毛一青、顾铮等人所创作的都市纪实影像最为明显。他们公开宣布要以摄影的方式与都市对人的异化作一番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