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中的文化反抗流变
2007-11-8 10:00:04 张 楚 翔 

    假如说，在一个极权管制得让人丧失灵性的人群中间，我们很难要求纪实摄影者有正常人的品质！但是，对于后极权时代的社会而言，我们的纪实摄影将应具备什么样的人文品质呢？纪实摄影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时至80年代后，人们对文革后的心灵禁忌已是越来越少，人们终于敢说那些灾难和痛苦了。但纪实摄影在这个环节好像是变了味。有人用“文革故事”加“人像”的创作方法，拍摄纪实摄影专题作品，这里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理由和不满去指责文革反思题材的创作，这里我们要查问的是，纪实摄影家在创作这类题材时的摄影创作方法和纪实切入点的问题！即如何处理纪实摄影要素的“在场”、“补拍”和“反思”的矛盾。在纪实摄影创作中，对“错误的事件”的怀疑必须具备一种敏锐的洞察力，而对“正确问题”的质疑则要有天才的素质。在这股充满“正确文化”氛围的社会潮流中，保持着一种文化反抗的冷静与清醒，最终只能对文化反抗者自身造成一种伤害（如当时“四•五纪实”摄影人的遭遇）。可见，在纪实摄影的发展中，我们不但要有理性反抗的激性，更需要文化反抗批判中的自觉能力。这是好纪实摄影家应有的基本素质。
    曾经想当然地以为；早就有众多的纪实摄影家用镜头忠实地记录过我们社会的历史。更想当然地以为，每一代人所受的苦难、所经历的青春和欢乐、所理解的幸福。一定有人看到了，拍摄下来了，替上帝记录了。因为这世上还有人的眼睛，他看到了，他见证了。因为“镜头不会撒谎”，只要有心，只要有眼睛，只要诚实，镜头就能够把历史的轨迹变成作品。但是，令人惊讶地是，我们的岁月，我们日常的生活，少有眼睛来关注，少有镜头来存照。假如说纪实摄影家已经在这场文革创痛和灾难面前失语了，那么“补拍”与“反思”（在纪实摄影家这一角度）定然使痛楚和灾难变了味，事后的“补拍”只能说明纪实摄影家对“错误的事件” 缺乏具敏锐的洞察力。对“反思”的本末倒置更说明纪实摄影家对“正确问题”的质疑缺乏先天的素质。这时，纪实影像已不再是人类耻辱的承载物，而是单纯成了纪实摄影个人的荣耀。在纪实影像背后反衬的现实幸福感不仅让人错以为处在太平盛世的幻觉之中，而且很容易把荣耀不知羞耻地别在个别纪实摄影人的胸前。所以，作为一名优秀的纪实摄影家，关注历史的尊严与关注纪实尊严同等重要。
   
    （三）
    假如以王志平、王苗为代表的“四月影会”的年轻人为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开了个好头，那么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纪实摄影的发展几乎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向两个方面迈进。一方面，纪实摄影依然保留了传统纪实摄影的记录特质，以便满足大部分人习惯在影像中寻找他人的目的、观念和意义。另一方面在纪实中结合运用现代心理学和新美学的人文思潮，探索在纪实影像的氛围中放逐自己的心灵。从而逐步迈向具有“后现代”意味的纪实摄影状态。
    假如四•五纪实的摄影行为是对文革思想的反抗。摄影者还是比较直接地在自己的作品中阐露自己的美丑善恶观念，审美还在二律背反的矛盾范畴中打转。纪实摄影的价值仍然停留在批判工具和服务政治上。其摄影行为思考方式实质还是一种政治文化反思。那么，纪实摄影作为一种文化反思的反抗方式出现，也只有在人的基本价值体系确立以后才能得以实现。80年代中期以后，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方向的改革开始全面展开，纪实摄影日益成为一支独立的摄影形式。它已不再同新闻摄影混为一谈，更少去记录新闻摄影的重大历史事件。以陕西的侯登科为代表的纪实摄影人，从“沉重的人道中”转向更为“自我”的人文纪实，以“‘表达自身的摄影自觉意识对现实生活的多维深度反思’。其主要创造特点是：立足本地，深入社会最底层记录“寻根意识”下的民俗民情，以重新把握现实与历史的人生观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