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文学30年：脱“神”还“俗”
2008-12-11 14:27:59  南方新闻网

　　南方周末记者 夏榆

　　从“庙堂”走向民间，从“遵命”走向自主，从中心退居边缘……曾几何时，最高领袖毛泽东也是投稿者；现在，人人可“上传”网上发表作品。中国文学30年，脱“神”还“俗”。

　　前记忆

　　《新的人民的文艺》是周扬发表在《人民文学》创刊号的论文。

　　1949年10月25日创刊的《人民文学》，由茅盾任主编，艾青为副主编。当年的创刊号封面和目录页后的首张内页上，刊登着毛泽东的坐姿照片，照片背面是毛泽东专为《人民文学》创刊所写的题词手迹“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刊名题字则是经过毛泽东推荐，由时任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手书。

　　作为与新中国同时共生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创办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国家最高权力和领导人的支持，它是新政权、新政治、新政策为构建新的文艺和意识形态而进行的一次制度化、组织化的具体运作的产物。它是被赋予了应当代表新中国文艺的最高 (政治文化)使命，含有引导、组织、管理全国文学创作的功能。

　　《人民文学》的编辑者，名义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会”，主编茅盾，副主编艾青。但从1952年三四月号合刊起，副主编改为丁玲。导致《人民文学》早期所发生的第一次重大改组或者说挫折，是在1952年初的文艺整风学习运动期间。艾青被公开点名严厉批评，刊物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也被逐一“清算”。

　　1955年5月，《人民文学》发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把大炮带回家的士兵》。在早期，《人民文学》经常发表译作，当时的编者大概很难想象，卡尔维诺的名字在四十多年后会标志着一种抽象、纯粹的文学精神。

　　1962年的第5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毛泽东的《词六首》。这六首词是毛泽东1929-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毛泽东把稿件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上“人民文学收”。

　　然而到1966年5月，“文革”风暴掀起，在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人民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压，被迫停刊。

　　它在1976年的“复刊”则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充分博弈、角力的一种结果，成为一代政治和一代历史的文学见证。

　　复刊的动议，是在1975年间。付诸实施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的有关指示。7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7月25日，在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中，毛泽东更是明确表示了对缺少“百花齐放”的文艺现状的不满，提出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除了毛泽东的最高权威之外，这种变化也与邓小平的“复出”直接相关。

　　《人民文学》“复刊”的报批文件由文化部上呈中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圈阅了，张春桥做了具体批示，邓小平也有批示。复刊后的《人民文学》封面使用毛泽东的手迹做刊名。

　　《人民文学》复刊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复刊后所遭遇的第一次大风波源于首期发表的蒋子龙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由于受到1976年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波及，这篇小说遭致批判，编辑部和作者本人都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压力。第四期“编者的话”中不能不作自我批评和检查，同期也刊发了蒋子龙署名的自我批评的文章。但对比此前的其他批判运动，这一次的结果实在不“残酷”，因为中国的政治格局已临近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他和蒋子龙在两年之后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一起，开始了一个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文学成了社会意识的先导，它参与确定公共议题，有力地改变了大众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想象。在那个初冬，千百万人的心被一篇小说激动着，他们从中听到了新时代降临的征兆。

　　幸存者归来

　　1950年10月25日出版的《人民文学》的创刊号发表了柯仲平和何其芳献给共和国诞生的颂歌《我们的快马》和《我们伟大的节日》，茅盾先生约请正在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刘白羽写了反映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胜利进军的《火光在前》，作为当期小说的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