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文学30年：脱“神”还“俗”
2008-12-11 14:27:59  南方新闻网

　　《新星》的发表和热销使柯云路在文坛备受瞩目，它被海内外视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标本。

　　除了被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编辑以及媒体记者追逐，柯云路还被普通百姓围堵。那时候住的条件比较艰苦，平房里没有上下水系统，吃水要自己出街去挑，每次他是刚刚提完水回家，门口就有人等着找，说是有什么问题，递状纸诉冤情。

　　《新星》之后，柯云路又写出《夜与昼》《衰与荣》，从偏远的县城写到京都，写到社会变迁过程中政治、文化的社会阵痛。那个时候他经常参加北京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沙龙。“那时候大家思想特别敏锐、开放，各种新东西不断被引进来，北京作为文化中心，成为新旧潮流冲突、嬗变的中心，讨论交流有关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各种问题，充满了理想化的色彩，那时候的文学应和了时代变革的浪潮，作家不断地突破禁区、一个短篇小说就引起社会的轰动。那时候文学在政治禁锢中获得解放，真正成了社会的晴雨表，成了民众的代言。那时候的文学成了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朦胧诗

　　1980年第10期《人民文学》发表北岛诗歌《宣告》。

　　北岛原名赵振开，他的诗歌受到关注始于1978年。诗人芒克回忆北岛出道的情景时说：

　　“1978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头，赵振开托人油印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陌生的海滩》。我佩服他真的把写诗当回事并敢于去冒险。在那年月，私印这类东西是有可能被抓入狱的。这一年的北岛和芒克开始筹备办杂志，不久成立了《今天》文学杂志编辑部。到当年12月印刷完成第一期杂志。第一期杂志印出来的时候，《今天》在北京城张贴得到处到是。”

　　《今天》一共出版了九期，到1980年停刊。对于20世纪80年代声名大噪的“朦胧诗”的诗人们来讲，他们的源头就是《今天》。北岛理所当然地成了“朦胧诗”的领袖人物。

　　在这期《人民文学》还同时发表了徐敬亚的诗歌《谁见过真理》、王小妮的诗歌《雨夜》。

　　在1981年第4期《人民文学》则发表了顾城的诗歌《给安徒生》。“朦胧诗”受到青年读者的狂热追捧，但评论界意见尖锐对立。以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为代表的崛起论，认为它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是标志着当代诗全面更新的起点，它使新诗艺术迈出了崛起的一步；丁力、程代熙、郑伯农等为代表的否定派，认为它是畸形的怪胎，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逆流，它将自生自灭。然而，这种批评更多地是来自文艺论争本身，中国作家不再因为发表独立于主流社会价值观或独立于意识形态的作品而被惩罚或者监禁。

　　诗人自杀在1980年代成为触目的景象。1989年6月，更为年轻的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尽。

　　海子死后不久，《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长诗《麦地与诗人》。

　　现代主义在中国

　　1986年，高行健在第9期《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给我老爷买鱼竿》。

　　其时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高行健探索现代戏剧的实践正受到瞩目，他创作的《绝对信号》(与刘会远合作)、《车站》、《野人》等剧作，引起广泛反响，并因其新的演出形式和思想内涵而发生争议。他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戏剧手法，突破了话剧传统的时间结构，拓宽了戏剧表现空间，探索新的戏剧观念包括舞台观念。高行健1962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任中国国际书店翻译。1970年代初期到干校劳动，后在皖南山区农村中学任教。1975年回北京，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1977年调中国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1981年其时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

　　高行健被争议的还有他在此间写作的论著《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初版)，他的论文《谈小说观与小说技巧》在1983年遭到批判。此时的中国文坛受政治气候影响，乍暖还寒。

　　1990年代高行健赴法定居，继续从事创作和绘画，出版长篇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