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文学30年：脱“神”还“俗”
2008-12-11 14:27:59  南方新闻网

　　真正使他受到世界瞩目的是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始于1980年代新潮文学的作家把对人性、对人的境遇的新的认识带进了中国文学。

　　1985年第6期的《人民文学》发表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这篇小说和这一年同时出现在《人民文学》上的阿城的《孩子王》、莫言的《红高粱》、张承志的《九座宫殿》、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山上的小屋》、马原的《喜马拉雅的古歌》，这些小说共同成为当代文学史的标志性建筑，此时的中国文学出现了文体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新一代作家备受关注。

　　引起公众瞩目的还有这些作品书写的文学形象。“‘个人’的形象令人惊愕地出现于中国当代文学，在街上，在人群中，一个人特立独行，他骄傲而卑微，愤怒而冷漠，他力图把自己与人群区分开来，他专注地倾听内心的声音。文学史由此开始了新的章节，在这个章节里，中国作家们开始了对‘个人’，对日常生活等等陌生区域的发现和探索。”《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说。

　　1989年第3期《人民文学》发表余华的小说《鲜血梅花》。在同期的小说中有格非的《风琴》和王朔的创作谈《我的小说》。余华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早年的小说带有强烈的实验性，以极其冷酷的笔调揭示人性丑陋阴暗的角落，罪恶、暴力、死亡是他执着于描写的对象，处处透着怪异奇特的气息，客观的叙述语言和跌宕恐怖的情节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生存的异化状况有着特殊的敏感，给人以震撼。然而他的长篇小说的创作(都是在1990年代以后)与1980年代中后期中短篇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使他享有盛誉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逼近生活真实，以平实的民间姿态呈现一种淡泊而又坚毅的力量，提供了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

　　在这一年，王朔通过他的刻苦写作和嬉皮风格成为风头强劲的文化明星。

　　王朔写了很多文化痞子，游戏、颓废是这些人物的精神特征，他的小说对白通俗充满活力，叙述语言则戏谑、反讽。他笔下的人物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和他自己“我是码字的”宣言一样，成为一部分青年人的精神象征。由他策划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在1990年代大获成功。由他的小说《顽主》等作品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也都广受欢迎。王朔的作品风靡一时，同时也争议不断，这也使他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影坛缔造了引人注目的“王朔现象”。

　　1980年6月，王安忆第一次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那是一篇散文，题为《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的》，到了1990年代，王安忆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在谈到“王朔现象”时说：“王朔其实是一个温情主义者，我觉得他喝了酒以后就特别可爱，脚是软的，眼光也是软的，好像有千言万语要跟你说的样子，他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你要不来考验我，我经不起考验，一考验我肯定叛变，立刻就成一个坏人。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温情主义者，他很容易受伤害的。他为了掩饰自己的伤痛，就会做出特别凶悍的样子，他会做出特别抵抗的样子，或者胡来胡闹，把事情搞成一团酱。到后来王朔穿得铠甲就太多了，层层叠叠，连他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他很能体会人的情感，但是我觉得他太软弱了，很多东西他不能抵御。”

　　70后美女

　　文学生生不息，高大的身影远去，新人不断走来。

　　1998年，《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周洁茹的小说《我们干点什么吧》和《抒情时代》。

　　在这一年的《人民文学》第4期发表戴来的《要么进去，要么出去》《你躺在那儿干什么？》。

　　第八期则发表了卫慧的《甜蜜蜜》。这是“70后美女作家”集体面对公众的时候。

　　在这一年，和《人民文学》同时推出“70后美女作家”的还有远在吉林的《作家》杂志。

　　一批出生于70年代的女性作家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文学期刊上，小说专号，再配上这些女作家的照片，她们看上去更像一些商业招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