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味”到底什么味儿？
2008-8-18 12:47:00 藏 策 

“老城里”、“三不管”的“津味”里，有没有盲目排外、守旧落后的东西？有没有“反智主义”的反现代倾向？我觉得这尤其是“津味小说”需要正视与面对的。虽说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现代性”早已成为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但置疑“现代性”并不等于不要“现代性”，而是为了更加全面的探寻“现代性”。针对于天津的具体情况而言，“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箴言当是对“现代性”诉求的最佳诠释。

当然，对于“津味小说”来说更直接也更急迫的问题，还是“津味小说”如何应对“津味”自身发展演变的问题。一方面，新一代作家已不可能再具有老作家林希那样的亲历式“津味”记忆了，他们笔下的老“津味”基本上都是二手的，势必会越来越走向符号化。这就要求他们不能再把“宝”只押在“津味”上，而更应该寻求小说文本自身的突破和创新。另一方面，随着天津旧城区的改造与城市的重新布局，以及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原有的民风民俗也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改变。在全球化、网络化正在把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平面的今天，“津味”的日趋淡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城市现代了，“津味”何处寻？有多少“津味”可以重来？

上个世纪的传统“工人文学”中有一篇叫《欢乐的离别》的小说，写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工厂搞“机械化运动”，要与传统的铁锤作“欢乐的离别”了……那么对于今天的天津作家来说，是不是也要与“津味”说声“ 欢乐的离别”了呢？我以为绝非那么简单。

从今天的角度重看《欢乐的离别》，可以发现那时的“机械化运动”，其实就是一种“大跃进”式的意识形态梦呓——就算在自动生产线、流水线早已大量普及的今天，铁锤也仍不失为工厂里有用的工具，难道那时的工厂真就“先进”到连个铁锤都无处安置的地步了吗？这篇小说貌似是歌颂“现代化”的，但话语方式却是反现代的，是对现代化的无知。任何的时代进步，过程都极其复杂曲折，不可能像“以旧换新”那么简单。“津味”的演变与淡化，其实正是时代变化的一个缩影，这本身就值得作家去高度关注。我发现肖克凡的新作《机器》里，就出现了新的人物和新的故事，出现了对于历史进程复杂性的思考。可见他已对新“津味”小说的“可持续发展”开始了自己的探索。我倒觉得“津味”变淡了的背后，其实是“津味”在转换，是曾被遮蔽了的另一种“津味”——“五大道”、“小洋楼”的“津味”，越来越成为主流话语的一个标志。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无论对于天津还是天津的文学，都是一件大好事。这种以“现代性”为自身诉求的“津味”，会丰富“津味小说”的话语资源，使其更具现代性和对话性。两种“津味”的对话不仅不会湮没其中的本土性，相反地倒会彰显之，会在世界性的背景中去重新发现本土，也可一改以往“津味小说”中本土性有余而世界性不足的不均衡状态。

当然，文学是需要积累的，不可能按照某种文化理念去凭空构建。那么“五大道”的“津味”在天津的文学实践中有没有话语基础呢？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女作家赵枚，我认为她的话语系统就是来自“五大道”文化的。赵枚作品中的场景总是与天津的“五大道”、“小洋楼”构成一种隐喻关系，具有非常独到的世界性文化视野和强烈的“现代性”诉求。我觉得这其实正是赵枚能够在众多的天津作家中独树一帜的关键。赵枚算不算广义上的“津味”作家？赵枚的写作实践能不能也成为“津味”的一个方向？这个问题尚需探讨，但我个人是倾向于肯定的，因为这样可以拓展“津味”的外延与内涵，使其具有更多的文本可能性。再如女作家宋安娜，她的纪实文学新著《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被评论界认为是开创了天津小洋楼文化研究的新篇章。我以为这些都是“津味”文学转换与创新的话语基础。

前不久，我在《超隐喻之思——一种修辞观的阐释》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真正的文学不是对语言的驾御，而是对语言的解放；唯有语言的解放，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的解放。那么对于天津文学而言，我以为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对“津味”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