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味”到底什么味儿？
2008-8-18 12:47:00 藏 策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进程之中。应该说，中国文学对于“现代性”的诉求，自近、现代文学的梁启超、鲁迅、胡适以来，一直都是新文学运动中的主流话语，但后来因政治环境的变迁而逐渐被湮没。而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大潮，重新赋予了“现代性”以政治上的合法性，其间在从政治话语到文学话语的转换上，“改革文学”可谓功不可没。以今天的观点去重新回顾当年的“改革文学”，我以为重要的不再是那些文本中的改革故事，而是“改革文学”所带来的那种现代性的开放式话语姿态，因为开放性与对话性正是文学的生命所在。

开放带来了天津文学的全面繁荣，自然也带来了作为文化小说之一种的“津味小说”的繁荣。天津作家中，最早以“津味小说”享誉文坛的，是冯骥才的《神鞭》和《三寸金莲》。冯骥才写“津味”，不是为了“津味”而“津味”，也不是为了还原“津味”的谱系和历史，而是借“津味”来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层反思。冯骥才的“津味”小说虽然凸显了方言的“津味”，但小说深层的话语资源其实并不是来自方言的，而只是对天津方言的戏拟。依我个人的读解，我以为他其实是在以“五大道”的天津来看“老城里”的天津，是以非方言的话语立场来戏拟方言，是以现代的眼光对传统的重新审视。小说以传奇式的故事和寓言化的表达，来阐释作者对于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而小说中这一隐一显的两种“津味”之间的对话，其本身就已经暗喻了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复杂关系。

如果说冯骥才小说中的“津味”是一种符号化了的“津味”，而符号的意义深层是两种“津味”间的纠葛，那么林希的“津味小说”写的则是记忆中的“津味”，其凸显的是地域性的文化记忆，犹如故事化了的地方口述史。林希小说的话语系统是“老城里”的“津味”，但又完全是文人化了的“津味”，所以其中既有怀旧式的况味，也有“现代性”的诉求，而其最大的看点就是那些支撑着故事场景或背景的亲历性的文化记忆。

属于亲历性历史文化记忆的“津味”小说，有一定影响的还有张仲的《龙嘴大铜壶》等，这些小说的价值更偏重于民俗资料方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亲历式的文化记忆也将日渐稀少，最终成为绝唱。

中青年作家笔下的“津味”，因基本来源于二手资料，其符号化特征也就更加明显。王松并非“津味”作家，但他也写过好几篇“津味小说”，而且写得有模有样，文本上很有特色，比如《沽上花》、《宁阳遗调》、《青楼·苏巴汤》等……当然，他小说中的“津味”完全是为了讲故事而设置的，有点像电视剧里的布景，但故事讲得确实精彩。王松是个很难被归类的作家，他是以“后知青文学”而走红文坛的。“后知青文学” 对于“上山下乡”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事件，已经不再像传统“知青文学”那样深陷在当时的集体性记忆之中，而是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更能以今天的视角去反观过去的荒诞，从而使小说具有了某种“野史”的特征。我觉得王松的这种现代意识和文本意识，也值得“津味小说”借鉴。

龙一的“津味小说”，呈现出的则是另一种符号性，即对历史性仪式、器物与遗迹的谱系研究。龙一的这一风格还不仅源自他的博学，更与他个人的精神气质有关。龙一绝对是个讲求“闲适”的人，对传统的文化器物的把玩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堪称津派玩主。所以龙一的小说很“好玩”，好玩到故事场景比故事本身都更抢眼更有趣，他会沉迷在风俗画般的小说场景里，对各种旧时的吃穿用度、称谓名号、器物摆设等一一加以考证和还原，相比之下故事本身反倒成了某种陪衬。

 “津味小说”中，除了作为文化小说，讲述文化历史记忆中的老“津味”外，更有在现实题材中描写新“津味”的，其代表就是肖克凡的小说。我一直以为肖克凡写于上个世纪的《黑砂》，其意义绝不亚于他的近作《机器》，因为正是这篇小说奇迹般地让本已走进了死胡同的“工人文学”绝处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