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味”到底什么味儿？
2008-8-18 12:47:00 藏 策 

“津味”中的两种“味儿”在价值取向上是不同的，核心问题在于对“现代性”认同上的差异。上海和天津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大都市，应该说，“现代性”和世界性是其主流性的话语。然而现代化的潮流作为导向也有其双刃性，即当民族性遭遇现代性的压力时，有一部分人会与时俱进地去拥抱现代文明；而另外一些人则可能在危机感的驱使下，产生更强烈的自我认同，以及对世界性文化的“认别”。国家/民族在与全球化的关系中如此，地域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亦如此。在这种有关“现代性”诉求的价值取向上，上海的“海派”文化是更趋向于“认同”的，而天津的“津味”文化则既有“认同”又有“认别”，并由此而导致了地域文化的分流，形成了各不相同的两种文化“味儿”。

我还没有见过在中国有哪个城市像天津一样，由“现代性”认同的文化冲突所产生的两种“津味”会呈现出如此戏剧化的并置，而且各自拥有一个集地理位置、社会阶层、方言语用、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于一体的文化隐喻系统。在与“五大道”、“小洋楼”等世界性文化标志构成了隐喻关系的语义轴里，普通话作为一种有别于天津话的“非方言”，就像是区别着不同话语系统的一个标签，而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也倾向于高雅和西化，是起士林，是音乐厅……而在与“老城里”、“三不管”等地方性构成隐喻关系的语义轴里，天津方言是民众话语系统的一个标志，而与此话语系统相关的则是一整套俚俗式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是大红大绿，是舞高跷，是煎饼果子嘎巴菜……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差异与对立更呈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戏剧化形式于天津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着差异化的并置与言说。就城市的地理分布而言，“五大道”与“老城里”的对峙，可以作为同一城市里不同文化观念和阶层人群的象征。就语言语音而言，普通话与天津话之间泾渭分明的言说方式，也标志着话语方式和文化身份的不同。所以说天津话还是普通话，在天津往往会因联系语义轴的作用，而成为区分一个人身份阶层、文化素养的重要标志，操天津话者往往会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改讲普通话，有时甚至会冒着发音蹩脚的风险，其目的也当然不在于语义方面的沟通，而仅仅是出于语音方面文化装饰性的考虑。这也与上海人对待上海话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应该说，“五大道”、“小洋楼”的“津味”也同样是城市记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互动关系也更加直接和紧密。可以说，天津处于发展进步和繁荣兴盛的时期，也都是具有“现代性”诉求的天津文化占据着城市主流地位的时期，反之则是停滞和封闭。然而这种“津味”所遭遇的却是一再的“悬置”和“遗忘”。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唤醒了天津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化发祥地的历史文化记忆，让充满“现代性”诉求的声音又重新回归到了主流话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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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津味”与新“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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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叙述基调大多来自农业文明的话语方式，是以乡村的目光来观察和审视现实的。无论是赵树理还是柳青，这种特点都十分突出。虽然天津作为一个现代的工业城市，其文学创作中的“工业题材”也十分发达，但这种“工人文学”其实只不过是“农业题材”的某种“变体”，不仅与“现代性”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反智主义”倾向非常明显。这不仅仅是因为天津早期的工人，大多都来自农村，有着农民的底色，更因为整个“十七年”的文艺，很多都可以视为是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意识形态叙事的不同的变体，在“城市文学”基本阙如的情况下，“工人文学”则以城市的“工业性”替代了城市的“现代性”。所以在传统的“工人文学”时代，是不容易尝到“津味”的。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拉开了中国当代文学中“改革文学”的大幕，天津作为“改革文学”之乡，从而也跻身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沿。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我以为“改革文学”的最大意义，就是开启了当代文学话语中有关“现代性”的诉求，重新回归到了一度中断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