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如何“摄影”？
2008-7-3 11:40:51 藏 策 

  一、有关“观念”的观念 

从上个世界末，我就开始关注“观念摄影”了，这是摄影中出现的一种新文体，一般的理论是很难涵盖它的。我对“观念摄影”的研究，最初是从修辞的角度切入的，我在2001年发表的《摄影·批评·文化研究》系列论文中，就有一篇是专门分析“观念摄影”的，题目叫《围剿“观念”的背后——细说刘树勇的“权力……”及其相关讨论》。在那篇文章里，我用“喻说理论”对刘树勇的“权力……”及“观念摄影”的话语深层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可惜这篇文章在当年的摄影界里并没有多少人能真正读懂，倒是在学术界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那时的思路是，那“观念摄影”作为一种“元摄影”或“后设摄影”、“自反摄影”，偏重于分析其中“言意相异”的讽喻关系。因为我那时所分析的对象是以刘树勇的作品《权力……》为主的，自然也就会多一些这方面的想法。然而汇聚在“观念摄影”名下的其实还包括各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仅从修辞的角度分析当然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次对“观念摄影”进行比较系统的理论分析，是去年分析“纪实摄影”的时候。因为“观念摄影”与“纪实摄影”在文本的特征上恰好有着一些相对和相反的地方，于是在确定“纪实摄影”特征的同时，“观念摄影”的文本特征也就呼之欲出了。这次对“观念摄影”的分析，我是从意义模式切入的，即从能指/所指、外延/内涵的分析入手。我在《美学·诗学·纪实摄影》中说：“现实主义（或纪实摄影）文本的最大特征就是：‘非主题内涵’大于‘主题内涵’。具体到纪实摄影，由于其强调抓拍、不特意装饰场景等特点，所以无意中闯入镜头的东西，肯定会比摆拍、装饰出来的其他种类摄影丰富得多。所以，我认为完全可以将纪实摄影的‘非主题内涵’大于‘主题内涵’这一特征，来作为判别是否属于纪实摄影的标准。因为凡‘主题内涵’大于‘非主题内涵’的，皆具有图解的性质，非政治宣传即观念摄影，就算其徒具纪实摄影之表，也是不能作数的。这对于识别以往那些图解政治宣传的所谓‘纪实摄影’，可谓意义重大。如果说现实主义小说必须要形象大于思想，那么纪实摄影则必须影像大于言辞。”

     简单地说，就是政治宣传片和“观念摄影”都具有“主题先行”的特征，不以记录客观的影象为终极目的，而是以表达特有的意义为终极目的的。而政治宣传片和“观念摄影”在意义的表达上，又是正好相反的，政治宣传片表达的是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方式是隐喻的甚至是“超隐喻”的；而“观念摄影”要表达的恰恰是对主流话语的颠覆，表达的方式更是讽喻式的。质言之，“观念摄影”与“政治宣传”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是消解意识形态的，而另一个是图解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其实也是“观念”，只不过不是个人的“观念”，而是官方的“观念”而已。

 二、“观念”对“图象”的再生产 

前两次对“观念摄影”的分析，都是从文本的内部和深层切入的，应该说已经把握了“观念摄影”的核心。现在我想再从文本中跳出来，站到文本之外的更为宏观一些的视角重新审视一下“观念摄影”，我发现，“观念摄影”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话语”对“图象”的再生产。因为“观念摄影”其实就是“因文生像”的，什么是“文”呢？“文”就是话语，也就是所谓的“观念”。

传统的拍摄方式，基本上都是属于“因事生像”或“因景生像”的，用纪实摄影的话语来说，摄影乃是对现实生活场景的记录和复制。其文本可视为是对现实的直接“提喻”。既然是“提喻”，文本则小于现实。这是自摄影术发明以来所形成的一个相当主流的传统。而“因文生像”的拍摄方式，则源于“文本间性”的运作，并非直接“提喻”于现实。这样一来“观念摄影”也就不再像“纪实摄影”那样是属于“一级符号”系统的了，而更兼具了“二级符号”系统的特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