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延光：思考比按下快门更重要
2008-7-3 11:15:26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

        贺延光，生于1951年，陕西人。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高级记者，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4次获全国好新闻摄影奖，1次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2次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1986年被评为“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曾被授予“中直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全国抗击非典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20年前见证“民主的进程”

　　2008年“两会”，贺延光主要拍了3张照片。

　　一张题为《巩汉林听政》。画面正中，小品演员巩汉林身穿鲜艳的褐红色上衣，翘着二郎腿，坐在黑压压的代表席里，目视远方，表情严肃。图片说明是：“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听取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贺延光说那天他的拍摄位置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一回头看见处于视觉中心的巩汉林，觉得他那与舞台上反差极大的表情，非常别致，便随手拍下。

　　另外两张(组)照片，一张是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手拿文件，即将宣读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大步流星走向讲台的姿态，标题叫《华建敏大步说“大部”》；还有一组拍的是一位基层女代表历经周折，终于拿到胡锦涛亲笔签名后，激动落泪的场景。

　　贺延光已经许多年不上会了，“这不是折磨我吗？”他对报社总编辑说，“你不要以为我每次去都能拍到好片子。”可端起相机，他还是会迅速进入状态。“我最看不惯边嚼口香糖边照相的记者，你又不是守门员。”贺延光说，“照相机要时刻贴在腮帮子上，咀嚼会影响工作。”

　　20年前，贺延光第一次去拍“两会”，就抓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1988年3月28日，人大代表黄顺兴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不同声音。贺延光拍下的这张黑白照片名为《民主的进程》。

　　“我进人民大会堂，第一次看见走道上每隔十几米就有竖着的一个麦克风，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贺延光说，“直到黄老先生突然站起来，大步走到麦克风前面说：‘我反对！’”贺延光恍然大悟，触电般举起相机。

　　而此时，一些跑过“两会”的记者根据以往经验，在大会进行到表决程序时就提早离开了会场。“这是我不能原谅的失职！”经济日报记者邓维早走了5分钟，错过这条大新闻，追悔莫及。事后，他“抡圆了给自己一个耳光”。那短暂的几分钟，贺延光不仅拍到了黄顺兴的“我反对”，还迅速地掉转镜头，拍下了主席台上的邓小平、杨尚昆、赵紫阳，他们都在全神贯注地倾听黄顺兴的意见。后来，有同事对贺延光说，你要能把邓小平和黄顺兴拍到一张照片里去，就更牛了。“我说怎么可能呀，根本就不是一个方向。”贺延光乐了。

　　“四·五”抬花圈去天安门

　　1971年，贺延光得到了第一架照相机。

　　那是日本产的“120”，抗战时期从日军手里缴来的战利品。父亲把它拿给贺延光玩时，已经破旧不堪了，可在当时，仍然是一件奢侈品。

　　贺延光把相机带到了北大荒，劳作之余，给兵团的战友们照照相。在黑龙江的农场里，贺延光待了5年。“读的书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就知道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可是后来，林彪坠机，人心动摇，青年们开始千方百计地逃离。贺延光想到的出路是“困退”：“就是家庭有特殊困难，我母亲因病残疾，需要有人照料。”1972年，贺延光回到北京，待业一年多后，进了崇文区化纤厂。干部子弟、年轻、插过队，又是党员，贺延光当上了厂里“革委会”的副主任，一路顺风顺水，直到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

　　“周恩来去世，实际上是一个导火索，人们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四人帮’。4月1日，我组织了厂里的80多个人，抬着花圈去天安门。我还写了个悼词，里面含沙射影写到‘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上是穿着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野心家、阴谋家’。大家一看就心领神会，因为那时候只有江青穿布拉吉(连衣裙)。

　　我们在广场上大声念悼词，唱国际歌，周围山呼海啸，非常悲壮。开头两天我没带照相机，没这个意识。结果有一天晚上，广场上的花圈突然被收光了，这激起了人们的愤怒，清明节还没过完哪。第二天更多的花圈来了，搭着人梯堆到纪念碑上边。北京有个什么重型机械厂，做了个铁花圈，个儿很大，用起重机吊到广场上来，看谁能弄走。我一看这阵势，赶紧跑回家拿照相机，又找我们工业局保卫处的朋友借了一台相机，两台一起拍。但很盲目，情不自禁地摁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