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如何“摄影”？
2008-7-3 11:40:51 藏 策 

“观念摄影”是信息化社会的对应物，在数字时代里，图象从传统媒介中涨了出来，溢得满眼满身满大街都是，以往那种图像与现实与话语之间的单一关系被彻底撕裂了，图像在话语的作用下，可以不再需要现实而自我生成，从而形成“再生产”。“观念摄影”并也不是不再与现实有关，而是变记录现实为戏拟现实，从表面上看，“观念摄影”是在超越现实，乃至“伪造”现实。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看，“观念摄影”反映的是文本与现实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包括对现实的收购、贮存、流通、重组直至再生产。

“因文生像”式的“观念摄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在今天这个后信息时代，文本大于现实，乃至文本取代现实的现象十分突出。福柯认为文本符号已经取代传统意义上的“人”。而鲍德里亚则提出了著名的“类像”说，认为人类已从“拟像”的时代进入到了一个“类像”的时代。

 在今天这个后信息社会的数字影像时代，“因文生像”式的“观念摄影”已成为有别于传统摄影的一个重要的类别。当然，“纪实摄影”不会也不应该因“观念摄影”的发展而式威，反而会作为完全不同于“观念摄影”的“一级符号”系统而相反相成地长期共存。

 三、“观念”不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岛子谈“观念摄影”时曾说：“……把当代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诸如电影、表演、环境、行为、装置等都吸纳包容进来，使摄影成为艺术的巨大孵化器，它既解放了艺术的生产力，又为艺术观念的变革注入了生机。至此，作为前卫艺术的观念摄影，逸出了传统的社会性记录和工艺美术属性的婢从身位，从工具的利用到媒介的表现，是一项本质意义的转换，是观念摄影得以存在的首要基础，唯其如此，它才由记录性的客体转换为创造的主体。”

这段话说得很精彩。确实，“观念摄影”在修辞上的讽喻性，使它具有了某种“话语狂欢”的意味。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忽视了另外的一面，如许多西方学者就认为，后现代文本是文化创造力消竭的象征。杰姆逊在讨论后现代建筑时便认为其特征是一种“拼凑”，看似讽喻，其实是一种对奇特的面具的模仿，是在用死了的语言说话。理查德·沃林在其《文化批评的观念》的中文版序言中说：“在后现代艺术和建筑中，模仿的运用不仅剥夺了各种风格的特定语境，而且剥夺了各种风格的历史感：它们被还原为许多符号，并且以部分类象的形式进行复制。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表现为物化的、零碎的和杜撰的东西——既是向内爆破的又是被掏空了的东西……与旧的意识形态相比，这种后现代主义做不到辨证地扬弃现代主义，因为这种后现代主义现在采用着包含着前现代主义或反现代主义因素的通俗形式。”

“观念摄影”的生命所在，即是对于视觉俗套的颠覆，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视为是对图像的一种解放。然而，如果当“观念摄影”自身也成为“俗套”时，那它势必也就不再属于讽喻，而是蜕变为隐喻甚至“超隐喻”了。在这种情况下，“观念摄影”也就不再是对图像的解放，而变成了另一种方式的役使，“观念”对现实的“戏拟”也将演变成一场游戏一场梦。具体地说，不能把“观念摄影”沦为图解某一“观念”的工具，因为艺术天生就不是思想的奴仆。艺术作品中的“思想”与哲学或理论中的“思想”完全不同，不能去讲什么大道理，相反地恰恰是要发现那些大道理的吊诡与可疑之处。——艺术的“思想”是以重建话语间的新型关系的方式，来破解已被陈年套索绑缚了的思想框架和话语俗套的。

此外，“观念摄影”中的“观念”，不能是纯话语性质的，也就是说不能是话语对图像的暴力式植入，而应该是与图像有着内在的有机关系的“观念”。如果一幅“观念摄影”的文本，可以完全被缩减为话语，完全用话语就能说清楚的话，那么这种“观念摄影”就完全属于多此一举。相反，只有当图像的肌质虽可用话语加以解释却不能为话语所取代时，图像才是有其自身意义的。就如不是梳小辫都是艺术家一样，“观念”也并不一定就能成为“观念摄影”的某种保证。任何“观念”都不可能是不容质疑的，更不可能是理所当然的。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如果真的有一天大家都一窝蜂地去‘观念’，那无疑是‘观念摄影’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