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话语/光影修辞：人像摄影中的性别编码
2007-11-11 10:03:23  

    与纪实摄影的强调视觉语言的“字面义”相反，媚态摄影强调的是视觉语言的“引申义”。如果说纪实摄影总是纠缠于纪实/纪伪之中，去追寻一种实际上是自我想象中的“实”的话，那么，媚态摄影所追寻则是“纪虚”，是在主动的避“实”就“虚”中，自然化、合法化、中心化地去建构一种自我想象中的“虚”。是一种“合理化”了的“纪伪”。媚态摄影中的化装、服装、姿态、背景、用光、虚化及柔光处理等一系列程序，其实都是一种旨在对于视觉语言中“字面义”的逃避，同时也是对视觉语言中“引申义”幻象的想象性建构。
    现在，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已然凸显：媚态摄影中的这种“引申义”幻象是出自谁的想象？摄影中又是谁在“说话”？
    是摄影师吗？可以说，既是又不是。表面上看，是摄影师在操控着“编码”过程，按照自己的拍摄意图制造幻象。其实他不过是在某种媚态摄影的“句法规则”中行事而已，他的某些“创意”也只能是针对这一“句法规则”而言的，尤其在今日的商业化影楼里，真正意义上的“创意”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少。事实上，化装、服装与拍摄、后期之间，已成为一种流水线式的生产过程，化装师、摄影师、服装管理各司其职，按照“句法规则”共同“编码”。即便是某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摄影家，他也不过是一个由各类话语（当然也包括各种“句法规则”）构成的“主体”，他也只能进行某种“屈从”性的“创作”而已。
    那么，是作为被摄者的女性吗？也可以说，既是又不是。虽然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女性被摄者，当其作为消费者（所谓的上帝）时，摄影的“创意”乃至最终结果，都必须迎合她们对自我的想象。某种意义上，媚态摄影就是她们自我“镜像”的外化和物化。但她们也同样是被“话语”塑造的“主体”，而这种“话语”是夹带着男权立场的。就如通过许多文学作品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女性的“镜子”往往是男性目光的替代。早在《诗经》中，就有“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自从我的男人走后，我的头发就像野草般乱；哪里是没有化妆品梳理呢，而是我打扮漂亮了又给谁看呢？）之句，类似的例子还不胜枚举。也可以说，在外化为摄影图象的，女性对其自我形象的想象中，男性目光始终占据着一个被预留了的“主体位置”，是一种“缺席”的“在场”。其间“看”与“被看”的关系依然存在，只不过被“延宕”了而已。
    当然，在这种有关性别的“述行话语”之中，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时尚等也都参与着对女性主体的塑造。比如，摄影中珠宝、服饰的使用，豪宅、名车的背景衬托等，无不引领着女性主体走向一种“名媛”、“贵妇”式的自我想象，走向一种虚幻的阶级/身份认同。而这一切同时又在强化着性别的叙述。
    乔纳森•卡勒在评述朱迪思•巴特勒的女权主义理论时说：“巴特勒的《性别的烦恼》对美国女权主义作品普遍持有的观点持异议。这种观点认为，女权主义政治需要有女性属性的观点，有作为女人都可共有的基本特点的观点，而这些基本特点给了她们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相反，巴特勒则认为属性的基本范畴从根本上说是文化和社会的产物，它更应成为政治协作的结果，而不是政治协作的可能性的条件。……在《性别的烦恼》中，巴特勒提出，从性别不是一个人是什么，而是一个人干什么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性别是述行的。一个男人不指他是什么，而指他做什么，他在一种情况下扮演的角色。同承诺是由承诺的行为所创造的一样，性别也是由行为所创造的。……要成为一个主体就必须有性别。在这个性制度下，你不能既不是一个男人，又不是一个女人，而只是一个人。……当一个婴儿降生到人世，人们常说的‘是个女孩！’或者‘是个男孩！’这句话，与其说是述愿言语（根据事实可辨真伪），倒不如说它是创造这个婴儿的一系列述行言语中的第一句话，它宣布了这个婴儿的到来。从给一个女孩取名便开始了使之‘成为女孩’的延续不断的过程，开始了‘完成’性规则规定的重复，‘一种规则的强有力的典证’，而使其成长为一个女孩的过程。若要成为一个主体，就必须去完成这种重复。不过，我们从来没有像希望的那样完全做到这一点，因此也从来没有真正进入那个我们被迫模仿的性规则或理想之中——这一点对巴特勒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反抗和变革的可能性正是存在于这个差别之中，存在于完成性规则的不同方法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