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2）
2008-7-24 12:44:47 汪晖 

　　就"多元一体"这一论题而言，多元性是比较易于论证的方面，而一体性的论证较为困难。一些文化研究者对于"一体性"的概念感到恐惧，认为"一体"是人为的、国家性的，而多元性或族性是原生性的（至少相对于国家认同而言是如此）、自然的、更真实的，进而推论族群认同如何被国家认同所压抑。这种看法看似反民族主义，但其实还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认同政治之上。1950年代展开的民族识别过程显示：许多民族的自我认同恰恰是国家建构的产物。以生活在"藏彝走廊"东北部（主要集中在甘肃陇南的文县、四川省的平武县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九寨沟县）的白马藏族为例，《史记.西南夷列传》以"白马氐"相称，此后史书分别称之为"氐"、"夷"、"白马夷"、"白马氐"、"龙州蛮"、"氐羌"等。1950年在成立"平武县民族自治委员会"时，人们发现"白马番"与"白草番"、"木瓜番"之间的差别，而"白马番"又弄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民族。后经协商，将史书所载的上述"龙安三番"暂定为藏族，并于1951年7月成立了"平武县藏族自治委员会"，后改名为"平武县藏族自治区"。但实际上，在民族识别之前，"白马氐"并不自认藏人，1954年达赖路过当地时，西南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前去朝见，而白马人因无朝拜活佛并向其献哈达的习俗拒绝前往，险些酿成冲突。1978年，费孝通先生在《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提出"白马藏族"不是藏族的可能性问题，[23]民族研究内部也产生了有关白马藏族是否是藏族的许多研究成果，后来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仍然维持白马人为藏族的说法。[24]这个例子不但说明了族性的自我界定并不比更大的社会共同体更为真实，而且也说明有关族性的识别理论本身先天地带有许多问题。这是从近代民族主义实践和知识中产生的问题。我提出超越民族主义知识的问题，是因为只有超越这种知识的限制，才能发掘古典的和现代的智慧，为一种以多样性为前提的平等政治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