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3）
2008-7-25 11:00:20 汪晖 

续昨 

"后革命"、发展与去政治化

　　自治问题除了涉及上述的杂居问题外，还涉及社会变迁的问题。西藏地处雪域高原，是相对单一的藏族聚居区，但并不是孤立隔绝的世界，它的命运与整个中国的变迁息息相关。西藏第一代革命者平措汪杰在给胡锦涛的信中提到西藏95%的财力依靠中央和其他省市的支援，[25]这个支援既包含了直接财政资助，也包括帮助西藏发展自身的经济。我不久前读到的资料说，即便在文革时期，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也在9.09%。改革时期，西藏对医疗﹑教育﹑科技、兽医服务等实行免费供给，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也给予高额补贴，2000年以降，西藏地区的GDP平均增长12%。西藏人民在住房、收入等方面的提高是得到公认的，《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在西藏暴动之后发表的评论中也承认西藏城乡人民的收入成倍增长。[26]事实上，在面对西方媒体的指控时，中国政府和媒体也是以西藏的经济发展为由进行辩护。但问题是：为什么从1980年代末至2008年，西藏的危机却日益地深刻了？

　　西藏问题的特殊性之一是外来势力和流亡力量的长期存在，藏区暴动没有严密的组织、策划和内外呼应是不可能的。沙百里(Barry Sautman)在《西藏与文化种族屠杀的误释》("Tibet and The (Mis)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Genocide")中对此早有许多描述。2001年，当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之后，达赖喇嘛在俄国的特使阿望格日(Ngawang Gelek)对记者说："中国一直在对西藏进行种族的和文化的屠杀"，奥委会不应授予北京以举办权。他还补充说："俄罗斯联邦内的车臣享有比中国的西藏多百倍的自由。"早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初期，藏青会的负责人就说"在西藏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清白的，战争将针对着每一个那里的平民。"2003年藏青会的领导人也提到要训练游击战士，并说："我要问达赖喇嘛：‘如果每天杀一百个中国人能够换取西藏独立，你做不做？'如果他说不做，那他不能担任西藏人民的领袖。"在1995-200年间，藏青会在拉萨策划了九次爆炸。[27]最近一家德国媒体也披露了西藏流亡团体与一些西方国家政界人士策划反对中国奥运会的消息。

　　关于西藏暴动的组织策划，我没有足够的信息详细讨论。我在这里要做的分析基于如下判断，即如果认为西藏暴动只是政治阴谋而没有内部基础，也会导致错误的判断。从198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脱贫人口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中是罕见的，但社会危机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消失，恰恰相反，在发展主义的主导下，贫富分化、区域分化、城乡分化以及生态危机已经达到了极其深刻的规模，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也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条件。在过去这些年中，各种"群体性事件"频仍，有些规模并不小，区别在于这类事件大多为自发的、自我保护性的社会运动，而西藏骚乱却是组织化和暴力化的。因此，除了有组织暴力和存在着外部分裂势力之外，西藏问题不能以完全的特殊论或例外论给予说明，而必须置于整个中国的社会变迁之中加以分析。以我肤浅的观察，下述三大相互联系、相互纠缠的变迁对于理解当前西藏问题十分关键：一、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政治彻底消退，社会关系根本性重组；二、宗教复兴，寺庙和僧侣规模激剧扩张；三、市场关系全面渗透，人口构成发生变化。所有这些问题均发生在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严重社会分化的大背景下。我把它们概括为"去政治化"、"宗教扩张"与"市场扩张"的同步过程。

　　"3.14"西藏骚乱发生后，弗瑞德.哈里代(Fred Halliday)在《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上发表文章，将西藏问题与巴勒斯坦问题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属于"后殖民扣押综合症"(the syndrome of post-colonial sequestration)。作者认为：将所有的主权争论集中在历史定位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独立问题并不是由历史决定的，而是由国际性的承认关系决定的。他举例说，科威特完全是一个"人造的"国家，但由于得到国际承认，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时得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声援；而巴勒斯坦和西藏则由于在一些关键时期在国际上没有获得重视和承认，从而错失了独立的机会。因此，"即使西藏在若干世纪中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也并不能否定它宣布独立的当代权利-这是一篇语言和文化截然不同、在1950年之前拥有数十年现代主权的领土。 毕竟，长期受英格兰统治的爱尔兰、受瑞典统治的挪威、受俄国统治的芬兰、乌克兰和波罗地海国家，并没有因此就没有在20世纪宣告独立。"[28]哈里代将西藏与他所列举的国家及其他殖民地状况相提并论，将清朝与西藏的关系等同于欧洲国家间的占领或殖民关系，在历史研究上是不可容忍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我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及《亚洲想象的政治》、《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等文中做过详细讨论，这里不再重复。但哈里代认为主权国家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历史，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国际承认的状况，这一点并不完全错误。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策动，20世纪前期的西藏不可能出现独立运动；没有西方舆论的支持，当代西藏也不会产生以谋求独立为取向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