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3）
2008-7-25 11:00:20 汪晖 

　　与哈里代从所谓"后殖民羁押症侯"讨论西藏问题不同，我认为西藏危机产生于"后革命"语境中的"去政治化"过程。在有关西藏问题的争议中，大部分讨论集中于西藏的历史定位问题，例如13世纪元朝首次将西藏纳入政治版图，17世纪清朝对于西藏的合法统治，19-20世纪西藏在国际承认关系中从属于中国主权的历史地位，1951年5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以及究竟是谁撕毁了《十七条协议》，等等。但是，西藏的地位问题既不仅仅依存于国际承认关系，也不仅仅取决于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及噶厦政府间的协议。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自身尚未获得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的承认，但中国因此就没有主权地位了吗？1959年西藏平叛引起西方舆论一片喧嚣，但有哪个西方国家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了？这一事实证明：新中国的政治主体性建立在它自身的历史地基之上，这就是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的崛起，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谈不上。在我看来，忽略这一政治过程来讨论西藏问题本身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话语形式。[29]

　　现在人们常常在本土的或外来的范畴内讨论一个地区的社会变迁，但19世纪以降，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全球性的局势，革命和变革既不是绝对本土的，也不是绝对外来的，而是在内外互动中形成的。正是在这种互动中，新的政治主体被创造出来。没有对抗西方列强和创造新的政治的过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历史实体就不可能诞生；没有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建设新中国的实践，中华民族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自觉的政治实体。

　　从1952年西藏和平解放到1959年平叛及藏区土地改革的逐步展开，这一历史进程并不只是中央政府与西藏上层统治者之间的谈判过程，而是一个社会解放的过程。如果没有近代殖民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发生，这一进程不可能发生；如果没有西藏人民抵抗外来入侵和内部压迫的斗争，这一进程同样不可能发生。从1772年东印度公司利用不丹、库赤、白哈土邦的纷争遣使入藏，到1886-1888年隆土山战役及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签订，从1894年围绕勘界问题发生的冲突到1904年英军入侵拉萨，西藏僧俗人民与帝国主义势力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川西北地区的藏族、羌族人民也发生过反抗清朝的起义斗争，这些起义与其他地区的各种社会斗争相互呼应。青海、云、贵、川是长征经过的区域。[30]中国革命不仅是播种机，革命政治自身也受到与少数民族接触的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显然已经不同于长征前的单纯的民族自决主张。在长征之前，中国革命队伍中很少少数民族成员，但长征后少数民族成员有所增加，延安时期中央党校设立了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他们后来成为派往民族地区的、具有双重身份（当地人与革命者）的骨干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像乌兰夫、赛福鼎等少数民族领导人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团结和发展贡献很大。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藏族地区，曾活跃过"藏族共产主义运动"各组织、"藏族统一解放同盟"、"东藏人民自治同盟"和"中共康藏边地工委会"等革命组织，其中的活跃分子后来成为西藏各级领导干部。

　　1956年，中央政府承诺暂时（"六年不改"）不在西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保存旧的制度，但1959年西藏事变的背景与1950年代在东部藏区的土地改革及其对西藏地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即一方面西藏上层统治阶级感到恐慌，另一方面西藏下层民众的解放要求也正在涌动。1959年"平叛"是一个重大政治危机，但正是这一危机为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创造了条件-农奴制度被彻底根除，以土地关系的改变和阶级政治为中心，西藏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正像其他地区土地改革一样，藏区土地改革中的暴力和过激现象留下了许多后患，但普通藏民通过土地改革而获得了新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却是难以否认的重大事件。藏族民众至今保留着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解放军的爱戴不是单纯的宗教现象，而是1950-1960年代中国社会重新创造自身的社会主体性的产物。正是这一新的社会主体性的产生将西藏统治者竭力渲染的汉藏关系问题转变为社会解放问题。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西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矛盾甚至破坏（如"民主改革"时期的过激政策和"文革"时期对宗教和文物的破坏），但这些危机、矛盾和破坏与今天意义上的"西藏问题"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