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微，人们总会第一时间想到为“三·二九起义”烈士收殓遗骨的义举。当时黄花岗仍名“红花”，但潘达微平生最爱菊花，特别欣赏古人“菊残犹有傲霜枝”之句，将岗名改为“黄花”。随即，他在《平民报》和《七十二行商报》上以《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为题发表了详细的报道，一时传诵海内外，而他也遭到清廷的追捕，不得已经香港逃亡上海。武昌起义成功之后，他立即动身赶回广州。此时，虽然军政府都督胡汉民一再邀请他出任行政职务，他却表示功成身退，无意做官，只愿从事社会教育和福利事业。
但中国形势的发展渐渐偏离了潘达微所希望看到的路径，对于一些过去同志的所作所为，他愈来愈感到失望。而对于共产党，他也愈加有好感。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有感于广东反动派在广州大举逮捕、屠杀2000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惨痛景象，他在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当天创作了《黄菊红棉图》，上题“吾粤两般千古事，黄花开后又红花”。潘剑明解释说，这是他将这些死难者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相提并论，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视为与辛亥革命并列的广东永垂史册的千古大事。以“红棉”来象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潘达微可能是第一人。当年广州起义爆发，并未退出国民党的他却毅然出任广州市公益局长，虽然数天后便因起义失败而辞官归里，但其超越党派隔阂，为国为民找寻光明前途的努力却不能不令人称赞。
本版撰文：卜松竹
图片：潘剑明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