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摄影记录“从旧中国到新中国”
2009-11-13 14:55:30  

 
上海解放后的盛大游行队伍

文/ 亨利·卡蒂埃一布勒松 

译/ 王瑞（著名影像评论家、策展人）

本书是我在中国的旅行日记，是一册大部分由照片构成的摄影师／记者的日记。

我接受《生活》杂志的拍摄任务而在中国逗留了11个月的时间，其中的5个月处于国民政府的最后时期，因而也目击到现政权建立的最初6个月。

1948年12月初，我从缅甸首都仰光搭机飞到中国。因而得以在毛泽东的部队入城的前12天，赶到北京。我又搭上共产党占领之前的最后一架飞机离开了北京。飞抵上海以后，我试图进入被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地区。我穿越山东半岛邻近青岛的防线，那是当年西方传教士们顺利取道往返教堂的老路。我为什么没有遵照他们的榜样，把行李放在木制独轮手推车上行进？那是因为即将踏上那段行程之际，我遇到了一个记者和一个商人，他们正要驾驶一辆吉普车奔向同一条路，于是我们便同车共济了。由于1948年与1949年相连的那个冬天的大雪气候。我们在雪地上找路十分困难，在接近防线的地方，我把白手绢系在棍梢，挥舞着它和我的法国护照，步行前进。我们最好的护卫就是白种人的身份和零散的人马。

以此方式行进了8英里，我们到达一个人民解放军特谴部队驻扎的村庄。士兵们认为我们没有得到允许而穿越无人区的举动很不明智，我们的旅行也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在一个农庄里度过了很有意思的5个星期以后，我们决定返回上海。很明显我从这里不可能带回去任何足以充实我的图片日记的照片。

返回上海后，我发现这座城市完全陷入了混乱。我随着一批祈求和平的佛教信徒的行列前往杭州避难，在那里听说前线已经迅速撤退到了长江。我立即搭火车赶到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在这座城市我见证了蒋介石最后支持者们的撤离和人民解放军的占领。他们准许我以外国摄影师的身份报道政权更替，当然我只能在艰难的战争条件下进行拍摄。

1949年4月到7月我在南京，随后第3次去到上海。自上次我离开之后，人民军队掌管了政权。

初秋时节，运载想离开此地的外国人的轮船来了，我使自己成为一名乘客。在离开上海之前，必须接受对我所拍摄照片的审查，尽管我不停地和检查员讨论不休，但是对任何一张照片他们都没提出异议。我在1949年9月末顺利启程离沪，几天后抵达大英帝国管辖下的香港。我的中国之行和我的摄影日记至此结束。

韩素音写的绪言

本文看来适合作为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所著关于中国的摄影图书之绪言，于旧政权的末日与新政权的起初这个重要时刻，他正在中国，我则在离别6年后再访中国之际撰写此文。

我并非以一个陌生者的身份重返中国。我生于旧中国，并且在北京度过人生中的第一个20年，然后的战争年代我在重庆。在卡蒂埃-布勒松拍摄这些中国照片的期间，1949年和1950年我再次居住在重庆。这些照片中，由于它们清晰生动的现实主义影像所形成的多面性，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苦难和暴政下的痛楚、绝望、由衰败国家的革命所激发的被压抑的狂怒，跃入摄影师那不知疲倦的眼睛和不带偏见的头脑，无需更多的说明。比之文字描述更加有力，这些照片显露出了那场被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惊天剧变的必然性。

我也看到由于国民党自身的内部腐败所造成的无能和瘫痪，终于导致旧中国的崩溃。我怀着犹豫和疑问，我如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出于教条的担心，观望革命胜利所带来的最初美妙兴奋。我伫立观看解放军的队伍行进，节奏雄劲的鼓点、迎风招展的旗帜和响亮激越的歌声。我看见共产党军队士兵的亲切和诚实，他们与国民党军队士兵的破坏和掠夺形成强烈的对照。令人因而排解了担忧，恢复了希望。新政权为了长期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展开全国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强调公平、解除贫困、消除饥饿、结束腐败。

伟大的革命也会因其胜利而引出过失。以正义和平等名义为效忠而犯下的罪行，在世界历史上从来都不新鲜。但是许多曾经遭受过同样剧变的西方人士，也会被其他国家所发生的暴力事件所震撼，忘记了十几年前或者几个世纪以前他们也曾经历过的同样的阵痛和过失，从而倾向于不容忍同样的表现。如同所有其它的革命，中国革命必须为其巨大的社会改革而流血，以其思想观念来强制其各个方面的专治。然而在这个发展、成熟和建树的6年间，充满艰巨、辛苦、实验和失误，新政权毕竟取代了饥饿与不公平的旧制度，稳固地奠定了适合6亿人民生活的新秩序，使所有的人民都获得了平等的待遇。对于像我这样处以观望者和观察评论者身份的人，无以抗拒的变化就是，我们能够接受而不予否认的一些事物，例如我们比起其他人更安全更优越的高水平生活，已经在不经意间流失去了。卡蒂埃-布勒松拍摄的那些革命之前的中国照片，不是在情绪上而是在怀旧上唤醒了我们。那些充满褴褛乞丐和居住着成千上万象沙丁鱼似的破败贫民窟之类的老照片里的日子，那些旧中国穷人们的不幸生活，挑战着我们的笔和照相机，我们却无法分担他们的悲惨。在冰冷的街巷后面，有时会见到脸上挂着微笑的儿童尸体，那可以是值得纪录的快事，无疑我们会一如既往地照样说：“东方人的命总是贱，他们那里这类的事儿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