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这是一些愿意维护灵魂自由的人，我尊敬他们。
 陈：去年，我们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纪念了我们共同的友人侯登科。大家都看到你这十几年对侯登科的帮助。我知道，他最著名的《麦客》有你的很多心血。于德水和你共写的《苦难的价值——侯登科留给我们的启示》最近还获得了中国文联年度文艺理论评论奖。在这里，你愿意谈谈老侯吗？

李：老侯是中国摄影界具有特殊地位的人，因为他作品体现出的一种摄影家的身份，因为农民身份带给中国纪实摄影的一种角度与眼光。老侯是一位自觉的受难者，一方面他自甘平民，另一方面他又有一种摄影的文化姿态，当他这种以摄影者的姿态融入平民生活的时候，他的影像有一种内敛的优美与力量。重要的不是力量而是优美，一般人很难在那种贫困的生活中发掘出这种优美。我还想说，研究老侯是一件非常具有价值的事，这种价值不仅在于他的摄影，还在于他的生活经历、精神追求、价值体系，甚至他的性格的形成都对于我们了解人性的复杂与丰富起到重要的作用。
陈：侯登科的作品让观者常常忽略了技术因素，直达摄影的本质和内心深处的感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摄影者？

李：他是一个用生命来拍摄的摄影者。摄影是他生命的一种体现形式。把血肉之躯变成照片，把灵魂变成照片，这样的照片让人看到的不仅仅是照片。摄影是他生命的一种形式。所以，虽然人走了，只要他的照片在，他就存在于我们当中。

陈：愿伟大的世界摄影直接迎对我们的目光，还要等多久？这是陈丹青的话，也是我在心里常常想问的话，谁能回答？

李：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是历史形成的，摄影只能诞生于西方，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与西方有着极大的差异，近代以来中国没有西方那么优越的文化奢侈，这就是历史。中国没有那么多光辉的名字，这是我们的遗憾。但是，我也并不以为西方的认同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理想与标准。有些东西的价值是对于特定的文化而言的。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平等，当然也就没有文化艺术的平等。中国有许多非常努力的摄影师在工作，有许多持有自己价值观的摄影师一天天成长。侯登科的价值不是西方的价值，你能说他就不足以与西方的摄影大师比肩吗？

 

（李媚的信：小波：好！我真的只能说这些了，最乐的我没有，最痛的是说不出来的。能说出来的痛就已经不那么痛了。在你之前我曾尝试着想对朋友诉说，但是，我发现我无法说，不是不想说而是无法说，说不出来。即使是面对最好的最能交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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