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朋友们给了我许多的温暖、力量、理解与智慧。尤其是在深圳的那些日子，我撑不下去的时候，是朋友们的情感支撑着我。记得1985年快过春节的一天，深圳基本成了一座空城，喧闹的街道突然一下特别的冷清，人们都回家了。我坐在桂园路十三号二楼的办公室呆呆望着窗外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心也空得无处放置。突然送信的送来了十封信，十封朋友们的来信！那天傍晚，我把那十封信紧紧地抱在胸口从办公室走回宿舍……

陈：可惜身处现在的时代，写信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为此心痛。现在能收到一封手写的信多么难！
 李：朋友给我一种道义和精神的支持，有这一点非常足够。如果你的朋友能成为你人生的底线，那你就是一个幸运的人，一个幸福的人了。我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和幸福的人。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真面临着绝境，一无所有的时候，我还有朋友－－这就是我的底线。

陈：可虽然看上去你有很多朋友，但从《现代摄影》开始，你一直孤军奋战，个中滋味谁人知晓。

李：有许多的事只有自己担当，无论你有多少朋友，你的日子必须自己一天一天地过。许多事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当然有些事有人和你一起面对比你自己独立承担要好许多，但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焦点》危机的时候，就有陌生的人上门来搭上钱搭上时间帮助《焦点》过难关，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喜欢这本杂志，觉得在中国有这样的杂志不容易。这种经历会永远地留在心里让你感动一生。

 

三.坚持本身有一种精神与内心的满足

 

陈：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怀念八十年后期的《现代摄影》。当时多么闭塞！我就是从你编的杂志里呼吸到新鲜的、来自遥远地方的气息。起码我知道摄影的好歹就是从那本杂志起步的。

李：《现代摄影》从86年后基本就只有我一个编辑，我还要负责经营，好在有老范（注：范生平：李媚丈夫，原民族画报编辑）帮我。其实那时候我为挣钱所用去的时间远比编杂志的时间要多。《现代摄影》办了十年赔了十年，也许正因为不指望它赚钱，所以它才能成为一本纯粹的有学术价值的杂志。对于我这样一个把心捧在手上面对世界的人，能把一本杂志保持十年，能在一个物欲横流的地方保持一方净土就是上帝对我最大的恩宠了。

现在想起来，当初办《现代摄影》的时候困难的不是挣钱养活杂志，而是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甚至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你不知道你得罪了谁，为什么得罪的？但是，你就是得罪了。记得有一次全国的摄影报刊会议在广州和深圳开，不知为什么就不要我们参加，连刘阳来看我还得偷偷地来。这一类的事非常多，杂志写检查也是常事。

有人说你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坚持这样一本杂志实在是有点唐吉柯德的味道，其实坚持本身有一种精神与内心的满足。当你看到杂志对人有帮助，看到那些到杂志来的摄影人，你就会感到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这么些年，我学会了自己面对一切，你要想肩负责任你就要努力锻炼自己的能力。记得大概是在1980年代后期吧，有一次在郑州和郑州的朋友们在一个大棚里喝酒，一个年轻的摄影人马宽对我说：你要负责任你就要有能力。他的话对我的触动很大。

陈：难得的是《现代摄影》曲高和不寡，还被当时摄影界以外的许多文化人喜欢。凭心而论，那本杂志的专业水准现在都很难超过。

李：其实大家对《现代摄影》的怀念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凸显出来的。后来我听到不少朋友们谈到对这本杂志的怀念以及杂志对大家产生的影响，特别令我惊讶，我真的没想到《现代摄影》能对这么多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如果那时候我知道这一点，死活也会撑下去的。

在《现代摄影》活着的时候，它真的非常孤独。80年代后期，实际上它有三分之一的读者是美术界的人。在它改刊的时候，它的发行量不到三千。当然人的因素及管理方面的原因。当时我看不到这本杂志再这样撑下去的意义，我的内心有一种绝望缓缓地弥散。实际上改刊也包含了我这种内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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