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呵呵！很多东西虽是真理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李：1998年因为《焦点》失败离开深圳到北京，在北京的生活大多是为了生存，当然，既然做了自由职业者，对于生存之道的选择也就自我一些，基本上不会为了生存做自己完全不想做的事。现在总算在北京安了家，总算还平安的过到了现在。作为一个个体总算做了一些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感谢上帝赐福予我！

陈：你离开体制后，一直独闯江湖。你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在影响你的一次次的选择？

李：生命就是一个过程。是一次感恩的机会。我做事的基本原则是：从心出发。我是个感性的人，我还是个有责任心的人，自觉对社会与文化负有责任，对人负有责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从小我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责任与直觉影响我的选择。

陈：如果人生有一次次觉醒的话，你在摄影方面的觉醒是什么时候？

李：在《大众摄影》打工的时候。在那儿有机会看到在贵州根本无法看到的国外的照片和许多的展览，比如蒙克的版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大口袋，如饥似渴，生吞活剥的把所能看到了往里装。最初最深刻的印象是：照片还可以这样拍！

至于摄影方面的觉悟，我想应该是在逐渐的学习过程中完成的。

我的摄影觉悟时期，要算在深圳办《现代摄影》的时期。那是一个思想与文化上的开放时期，我的摄影认识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八十年代是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代，是中国当代史上最有光彩的时代，我有幸在那个时代与大家一起学习和思考，一起接受西方文化与思潮的影响。

真正比较明确应该推崇什么样的摄影，对摄影的本质有一定的认识应该是在1998年。1998年浙江摄影出版社社长盛二龙接受了我的一个提议：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摄影研讨会。这次会议我们请来了许多美术批评家和文化评论家：范景中、彭德、皮道坚、杨小彦、黄专、钱超英等。这是一个现在看来也算是高水准的学术会议。后来在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由我主编的《摄影丛书》中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得益于这次的会议。《摄影丛书》的那些文章，就是现在来看，也仍然是高水平的。

至于对纯影像的认识，我想大多与天生的素质有关。我是个比较敏感的人。

 

二.我这人什么都爱扔，从来不扔的就只有信

 

陈：你拥有很多灵魂的朋友。如果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可能是一个长长的名单。

李：不，灵魂的朋友不会很多，好朋友是可以很多的。这些年最大的收获就是结交了一些朋友。有些是一生的朋友。

在深圳办《现代摄影》的时候我对朋友们说过，其实办杂志是我与这个世界交流的一个借口，这个世界是一个隔膜太多的世界，人与人的交流需要理由，需要机会，需要借口。其实在办杂志的整个过程中，我最看重的是借助着它我获得了与各种各样的人交流的机会。

陈：你以自己的赤诚与友人交往，给予别人很多。而你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什么？

李：离开《焦点》办公室的那天，我唯一带走的东西就是一纸箱的信。这些信是从办《现代摄影》的那天开始积累起来的。我这人什么都爱扔，从来不扔的就只有信。朋友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保留着。如果以后有机会能出一本书信集就好了，从这些信中能看到我们这一代人对摄影、对人生的追求。那些信今天读起来令人非常感动，那时候的人际关系真好，真干净，真真诚……

陈：三年前我刚搬家，翻出我存的信。我一个人在书房灯下看那些信件，近三十年间的信有几百封啊。写信的人中，有的已经离开人世，有的飘洋过海，更有的完全没有音迅。我整整看了三个晚上，用泪雨滂沱来形容当时景象绝不为过。因为很多信我根本没有好好看过。那时的人爱写长信，那时的人表达太含蓄，而那时的我年少轻狂，整天飘在云端，很多信竟只看了开头和结尾。幸好我把这些信留了下来，在我终于安详下来的时刻能够一字一句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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