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人在孤独时想不到黑暗中其实已经伸出了许多援助的手，就和得意时顾不上注意明枪与暗箭一样。其实你那时根本听不到更多的人对〈现代摄影〉的评价，更没有去寻求资金上的帮助。要是听到，也许你不会那么早放弃了它。

李：也许吧！也可能那时候我没有找到那些默默地热爱它和忠实于它的读者们，这是非常遗憾的事。记得有一次阮义忠对我说到他对刘铮的采访，刘铮谈到他们办民间杂志“新影像”的原因是《现代摄影》没了！我非常的惊讶和震动，眼泪夺眶而出。

至于资金的支持并非没找，而是找不到。我们一直在做的努力之一就是寻找资金支持。

陈：我恳求过你给我一套完整的《现代摄影》，我说：我只想收藏《现代摄影》，这是你能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都是这样的，死亡会让人们突然看到了一种消失的价值。我没法想象这本杂志如果能撑到现在它是什么样？能长时间活下去的杂志都是一种商业与文化成功合谋的结果，而我没有商业成功的福份和能力。有一个朋友说：“你就是一只扑火的飞蛾。”我想，这就是我的命运。

陈：你百折不挠啊！

 

四.自觉边缘是我的选择

 

陈：你脱离体制里很久，这让你生存和思想的空间很大，但也难免要花比常人多的心力为衣食奔波。

李：我从到深圳之后就脱离了体制。《现代摄影》一直是一本自筹资金的杂志，十年下来赔进去一百多万。这些钱对于我和杂志的全体工作人员，实在是来之不易。在深圳办杂志的经历注定了我这辈子只能做一个体制外的人，我需要相对自由的精神与现实空间，无论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

自觉边缘是我的选择，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真正的漂泊是1998年离开深圳到北京之后。我是在不适合漂泊的年龄和基本没有积累的时候选择漂泊的，自然面对的问题很多。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做了四份工作，我就把自己当作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一切都重新开始。我非常感谢司苏实在那时候让我在《人民摄影报》开一个“摄影与社会”专栏，这份固定收入是使我心里获得安定的保障。

实际上在北京的这几年我无法靠摄影工作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扎下根。在中国，编辑的价值是最不被认识的，没有人会为编辑付出与他的劳动价值相匹配的报酬。但是，实际是编辑是太重要的，有时候，我觉得作者是编辑塑造的，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作者是编辑开发出来的。一个编辑思路和一种整合方式，就能人看到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是我经常眼见的。

说实话，我们能在北京定居下来，有了一个家，全靠前几年我与老范的公司合作写了两套生活类的书。我自己完全没想到我也能写那样的东西，而且写得应该说还不错，最起码还有些精神性的东西在里面吧。人的弹性是非常大的，生存需要会使你的一些潜能得到发挥。

陈：到了北京，我知道你仍然不低眉求人，仍然不会降低水准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李：在北京的生活的确有许多的自由，但是自由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你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才能够承担这种代价。我准备离开深圳的时候是一位摄影圈外的朋友给了我许多的忠告，因此，对于这种生活我多少有心理准备，对事不会有太高的预期，对人不会寄予太多的期盼。如果在深圳时还有一种隐藏在内心的优越感的话，到北京之后就变得平常了。现在就更是平静淡泊，过一种清淡简单的日子（我不能说清贫，与那么多城市贫民比起来，我算是很优越的）。我认定了没意思的事，肯定是不做的。我要得不多，也不会为了得到勉强自己。

 

五.优秀编辑最重要的素质是文化素质和独到眼光

 

陈：不久前你被“一品国际摄影节”授予特殊贡献奖。你怎样看这个奖？

李：我非常看重和珍惜这个奖，这个奖是朋友们给我的，是民间给我的，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对我最高的评价。记得在颁奖的那天顾铮流泪了，我也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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