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边---

在上海衡山路的新华社上海分社，我推开摄影部办公室的窗户，就可以看到马路对面雍和的夫人高琳在他家的凉台上忙碌的身影。十几年前的衡山路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酒吧，是一条很安静的路。外边下着小雨，我跑过马路到雍和家蹭饭。吃完饭，在他家暗红色的木地板上把雍和的照片铺开来看。光线柔和。音响里放着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乐曲饱满令人激动。

雍和在黄浦江两岸穿梭，有人叫好与无人喝彩对他来讲早已没什么影响。雍和拥有一个好的记录者应有的品质：温和、诚恳、渐进、精神内守、包容广大、万人如海一身藏、、、、、我曾用形容行星运动定律的发明者约翰尼斯·开普勒的话来形容雍和：“在我们这个令人焦虑和动荡不安的时代，难以在人性中与人类事务进程中找到乐趣。在这个时候，想念起来像开普勒那样崇高而淳朴的人就特别感到欣慰。”

雍和就是我们想起来便心安和欣慰的友人。

雍和的名字与上海紧密相连。一个城市有雍和这样的摄影家是这个城市的幸运。

 

摄影要勤劳

            ----雍和访谈

 

 

 

一、农村生活锻炼了的意志力，学会了和人相处

 

雍：我身上有农民的血液。农民的血液里就是勤劳。摄影要勤劳。

陈：怎么讲？

雍：我的父亲就出生在四川农村。虽说是渠县的一户小地主，但和农民也差不多。父亲从小爱读书，家里穷不让他读，他非要读。读小学就不住在家了了,走几十里山路到镇上读书。

父亲大学上的是中央大学，后来又在南开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47年，去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经济。解放后他在上海社科院搞了一辈子经济理论研究。父亲现在90岁了，还勤劳着，和80多岁的妈妈两个人过。

父亲爱读书也爱革命。1939年是学生时就加入共产党，当过重庆沙坪坝区委宣传委员。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就是我父亲介绍入的党。因为国民党要抓捕，父亲在躲避期间失去了组织联络，1949年从回国重新入党。可在文革就因为这一段被当特务叛徒关了起来。“四人帮”时代结束，他党龄从1939年算起，至今都66年了。

我拍照片是不是受了父亲的影响？不得而知。多少有点潜移默化吧。文革前，父亲爱照相，给我们照了很多，我们三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影集。

陈：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然后下乡八年，反差很大。

雍：我17岁到上海崇名岛“前进农场”务农，社会关系生活背景一下天翻地覆。我是在暖房里成长的，原来什么也没见过更没干过。到了农场，还好，我要强，不会输给别人。插秧、挖土、割麦、摘棉花、没有我不会干的，玩命我也要干好。一年到头田里总有东西种，不得休息。那里锻炼人的意志力，不可能完成的事都变成可能。100多斤的粪水，挑起来赤脚走在泥泞细窄的田埂上，不停一走几里路。20年后我去安徽采访水灾，遇到那些困难，不值一提。

小时侯家就是避风港，下乡后，什么优越感也没了，几百个人的连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要24小时在一起，这段经历，我学会了和人相处。

陈：我们这一代都没躲过这样的磨难、经历，但后来都成了我们的财富。

雍：在农村干的时间太长了。我想我必须回上海了。回上海是梦想，回到上海就像回到天堂。只要让我回到上海我就是卖咸菜、清洗大街我也干。那时对我，读大学和卖咸菜的认知是一样的。

回到上海，我做了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我做得很好。早班车，最早一点多钟起床，最晚的班次也是四点多起。先去停车场，去了要给车清洗、帮司机料理杂事、领票子、冬天要用热水把车暖了。四处透风的破汽车，冬天冷的把我的手全冻坏了，而夏天热死。就是这样我也要做一个好的售票员。那时上海的公共汽车要挂牌的，最好的挂“新风车”，我上去一个月我的车就挂了“创新风车”。干了三个月就让调我到工会搞宣传。我的仿宋体字写的好，也会刻蜡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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