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际摄影周和《海南记事》

 

 

雍：我找这样的东西进行记录：在历史的坐标中即时空中是否有它的位置。把新闻放在一个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下来观察来记录。一件事情，如果和大的时代社会背景没有关联，只有好的影象，那我也只会是玩玩感觉而已。我拍东西已经不会是单单从影象上考虑。

陈：很早就有这样的意识吗？

雍：哪里!早先我拍的东西也是沙龙。刻意在形式上追求。我最早的境界是得奖，那些功利的东西要通过比赛才能达到。92年之前，我参加比赛很多，得一个奖全摄影界就都知道你了。我当年曾十分关心摄影界的事情。但没有多久就开始冷谈了。

陈：好象大多数摄影者都会走这么一段路。

雍：1985年时上海有个七人摄影联展，我有几张照片引人注目，都是些诗化的境界、不明确主题的照片。只要和我心意，我可以随便改变时空和事实。凭空起的标题；路人明明是农民，我可以写成保姆；为了效果，天空压的和墨一样黑；有一张照片起名《弱反差》，画面上农民的一双脚和女青年的一双脚；一张是老人的白发后脑勺，逆光，叫《默默地燃烧》，让人看得有哲理有象征意味。我以为这便是照片的最高境界，还为自己荣耀了一把。那时说我是艺术家，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陈：真庆幸你没有一直这样下去。

雍：80年代末，我遇到了北京国际摄影周和《海南记事》两件事，

在摄影上对我真正有所触动就是88年国际摄影周，我能够近距离接触西方的新闻和纪实摄影，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那时候没有英特网，我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国际摄影主流。通过当时少量的杂志也了解不到纪实和新闻的东西，更多的是风光和艺术的。

应该感谢杨绍明，在一个非常合适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摄影启蒙。这是很好的时机，是个把原来习以为常的东西过滤的过程。普雷基来了，阿兰.德龙来了。我们怀着渴望，和国际摄影师一起分组采访，作品接受他们的的评点。

陈：那次最深的触动是什么？

雍：照片有很大的记录功能在里面，不光是看着美。照片应该留下历史并传播出去。记得有一幅照片：模特从金水桥走出来。在讨论毛泽东像两边的中国字是否要时，产生分歧。西方摄影家坚持：字是中国符号，是背景问题，要留下来。这和我以前在报纸上杂志上看到的观念完全不同。

我开始深刻认识到：新闻摄影者不是美化的角色，而是记录的角色。把历史记录下来是我们的工作。

陈：那个国际摄影周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雍：80年代末，整个时代也有了明显变化。从国际摄影周回来，我刚好遇到了一个机会。韩少功领着一帮人到海南创办《海南纪事》，湖南青年摄影协会主席林钢去做副主编。

陈：《海南纪实》那时很畅销啊！这份杂志在当时是一份有水准的纪实杂志。

雍：上海是中国变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点，林钢希望我能为他们杂志提供照片并在上海组稿。如果说，杨绍明给了我启蒙的机会，《海南纪实》就是给了我实践的机会。当时没有什么网络，电话约稿，稿件只能航空往返。

那本杂志的上海照片很多是我拍的。我寄去的稿子，什么用出来了、什么退回来了、什么登出来有了反响、什么尽管用了也效果不好、什么照片配文章非常有效果、、、、、我心中有数。这种反馈对我很有帮助。尽管那时印刷很差，排版也不讲究，但是。从它呈现的内容、从反馈中我知道了与时代紧密相扣的照片最受欢迎。而形式上的东西，在这时并不是太重要。

在上海，这本杂志一上书报亭就卖完了。可惜这份杂志只坚持到89年的7月份。

 

三、摄影不是只给圈子里的人看

 

 

雍：我的摄影已经不会仅仅从影象上考虑了，因为我拍照不是只给圈子里的人看。这个圈子太小。我重视大众传媒，因为它能影响更多的人，传播的效果、传递的效果要更好一些。这也是我的目的：让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因为看了我的照片而知晓一些事情，也让以后的人了解从前。记录性的照片中最突出的应该是内容和指向，而不是突出摄影者的手法。

本新闻共7页,当前在第2页  1  2  3  4  5  6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