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彼得•凡•阿格迈尔对话
2008-10-21 10:46:11  

　　彼得•凡•阿格迈尔(Peter van Agtmael)“毕业于耶鲁大学历史系，曾依靠奖学金的支持在中国拍摄过因三峡大坝建设而将被淹没的长江沿岸地区。2005年彼得在非洲度过了一年的时间，拍摄广袤的黑非洲(sub-Saharan Africa，撒哈拉沙漠南部的非洲地区)土地。目前他正在关注的长期项目是美国战争在国内外所带来的后果。2006年，彼得入选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纪实研究中心(Center for Documentary Studies )评出的‘25岁以下的25位摄影师：美国摄影新希望(25 under 25 - Up and Coming American Photographers)’。2007年，凭借其对伊拉克夜间行动的报道作品获得荷赛一般类新闻组照二等奖。”(资料来源)在我评论了他的伊拉克战争作品之后，彼得给我发来了电子邮件，联系以后我问他是否愿意进行一次交流。我非常高兴他接受了这个请求。

士兵杰森•汤姆森正等待护士清除他脸上的血迹与污渍，他与另外两名士兵在车中遭到自制爆炸物的袭击受伤。三名士兵在治疗后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Peter van Agtmael

　　琼克•柯尔伯(Joerg Colberg，下简称JC)：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你一直以报道摄影记者的身份呆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我个人认为在这种战争地区从事报道摄影随时都是有遇害的可能性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去做？

　　彼得•凡•阿格迈尔(下简称PA)：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对战争充满好奇。我喜欢战斗机的外形，也喜欢戎装的威武。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想成为一名军人。不过我那时只是个小孩子，对于战争的没有一点实际的概念。后来的一些事情改变了我。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十岁大。我当时疯狂的去收集关于战争的一切，告诉每个愿意听我说话的人战争的信息，从纽约时报上剪下美军的照片随身携带。在战争过去后，一天我在当地的图书馆偶然看到了战争期间的摄影作品回顾。里面既有那些配合宣传的作品，同时也有拍摄那些伊拉克战争的死难者的作品，如肯尼斯•杰拉克(Kenneth Jarecke)的烧成灰烬的伊拉克士兵尸体，以及大卫•特雷(David Turnley)的在装着好友的裹尸袋边痛哭的受伤美军士兵。这些影像震撼了我。而在这之前死亡在我心中不过是传统战争片中的烈士形象，高尚而没有痛苦。

　　与此同时，我还在一个夏令营中学习射击。我的成绩非常好，于是我把我的靶纸带回家中给我妈妈看。但是我在她的眼中只看到了恐慌，她告诉了我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射击只有在你想要夺取某人生命的时候才显得有用。我不记得究竟是什么时候我把妈妈的话和那些照片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在这之后不久，我就打消了参军的念头。不过我对于战争的兴趣倒并未因此而终止。

　　在大学的时候，我开始天真的认为一幅照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结束战争。照片彻底改变了我对于世界的态度，而我想要让这一力量延续下去。在十九岁那年我拿起了相机，而瞬间我觉得人生的拼图被补上了重大的一块空缺。大四那一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我知道我的时间来了。

　　毕业以后，我获得了一份奖学金，我用这笔钱在中国度过了一年的时光。当我回到美国，我加入了一家图片社，那时候他们正需要一位摄影师为他们在南非工作。于是我又在南非待了一年，学习如何用照片来传达我的情感，这一年时间，我也变得更加自信。我获得了一份时代周刊的固定稿约，而其它的空余时间我则大多用来拍摄圣毛约(Holy Moyo)的生活，这是约翰内斯堡以南地区简陋的津巴布韦难民营。

　　在2005年底，我告诉自己，我可以去伊拉克了。我已经能够在严酷环境下应付自如，也有一些大的媒体愿意接收我的作品。同时，我也无法抑制自己内心想去的渴望。我告诉了我的代理以及我的父母(虽然他们对于我的决定感到震惊、气愤以及痛苦，但是他们却并不惊讶我做出这样的决定)，同时和美国军方安排沟通，一个月以后我站在了伊拉克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