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彼得•凡•阿格迈尔对话
2008-10-21 10:46:11  

　　PA：我想，根据不同的记者所理解的新闻公正性(integrity)的不同，这是一个可以有着很多答案的问题。我只能够以我自己的理解来作答。我期望以我自己的双眼去解读伊拉克或者阿富汗，没有编辑或者截稿期的限制。从很多角度上来说我是带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偏颇。我是一名美国人，而当我第一次去伊拉克的时候，我24岁，和那些大兵们年纪相若。当我们共同行动的时候，我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常常就是同一屋檐下。我们会成为朋友。他们大多都是善良的人们。

　　但是我的作品的主题是反战的。当我举起相机对准他们的时候，我试图把他们表现得更像一个活生生的真人，而不是我们的文化所需要的那种自欺欺人的英雄主义，我从来不拒绝那些他们创造的苦难和恐惧的画面。这样的画面在午夜行动的时候特别的多，士兵们涌入那些嫌疑分子的家里，一边用枪胡乱比划一边大吼大叫，在女人和儿童的尖叫与哭泣声之中把他们家的男性从被窝里给拽出来。我经历了数不清的这样的场面，但只有很少时候这些士兵们能够真正抓住他们的行动目标。

　　每当我就这样的场面扪心自问，我都会感觉到惭愧。有一次我跟随一个车队在摩苏尔执行巡逻任务，然后听见条街以外传来枪声。我们马上去往枪击现场，看到一个被打成了筛子的尸体躺在街上。死者是一名警察，在回家途中被谋杀，凶手是从驶过的汽车中开枪的。当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死者的家人正从他们的家中冲了出来，所有的人痛苦的哭成一团。巡逻队员们也深受现场气氛的感染，蜂拥而出，挨家挨户的询问他们是否听到或者看到了什么。邻居们很害怕作证，都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听到，甚至连枪声也没有。在我们挨家挨户查问的时候，几个年轻人开始出现在周围，用恶毒的眼光盯着我们。一个大块头的士兵对这场谋杀与民众的麻木感到愤慨难忍(他在那儿已经呆了六个月，毫无疑问对这种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了)，他冲向那群年轻人，捉住他们中一个的双手把他按在墙上。巡逻队的队长也跑了过去，掏出枪比在这个人的头上，问他是否参与了这场谋杀行动。当然这一举动是徒劳的。我迟疑了几秒钟，当我举起相机，队长看到了我，把枪放了下来。尽管我还是按动了快门，但是我已经错过了。我对这些人有好感，而这会影响我的判断。

　　不过在大部分时候，这一共同行动的机制效果是很好的。我从来没有被士兵们为难过。有一次，我所在营队的首长想要制止我跟随行动拍摄，不过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给安排我过来的官员时，他笑了笑就取消了这个命令。当我跟踪拍摄巴格达的急救室时，我一周七天每天拍摄十六个小时之多。长时间工作后，我已经处在一种神志不清的状态了，不过每当有带着伤员的直升机来到营地的时候，就有一名医务人员过来把我叫醒，而他们也总是在狭小的急救室里给我留出一个位置。这些都令我非常的感动。

一次夜间行动之后，士兵杰克逊在嫌疑犯的家中休息。这次行动中两人被捕。© Peter van Agtmael 　　JC：你和伊拉克人之间有什么交情吗？ 　　PA：没有太多吧。我和伊拉克人之间唯一谈的上就是和我的联系人之间的交情了。他们以年轻人为主，通常是库尔德人(他们通常比较仇视阿拉伯人)或者是那些受过教育的投机主义分子们，他们在早期理想主义者的影响下试图通过支持美军来回到以前的日子。尽管我没有遇见过什么真正支持(编者注：gung-ho，这个词太复杂了，大家看这个链接吧)美军的人，不过钱能通神，况且他们也没有太多选择。他们大部分人都心怀一个美国梦，不过其中的幸运儿却是极少数。我们通常都是通过这一点搭上线的。他们希望一名记者——我——能够有办法帮助他们去美国。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身经百战，勇气可嘉，但是依旧不断的被拒签。 　　在巴格达的急救室工作期间，我的一位翻译被谋杀了。他在下班离开绿区(Green Zone，巴格达内相对安全的区域)后遭人跟踪暗杀。这使得其他的翻译都要求在绿区内给他们提供一个寄居之所，否则他们就不干了。尽管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出了最大努力，但是整个伊拉克境内超出控制的暴力事件上升还是导致翻译们类似的要求越来越多。 　　我认识的另一位伊拉克人是一位叫做默罕默德(Mohammed)的经常笑眯眯的陆军军官，他统带领一支部队，驻扎在巴格达周边情况最为恶劣的小镇阿米里亚(Amiriyah)。他是一位坚定的无党派人士，勇敢而不鲁莽。我亲眼见证伊拉克副总理要求他在内战期间保持忠诚而遭到了他的直接拒绝。第二天我就同他的美国顾问一道逃到了绿区，传闻内务部的秘密武装人员要把他全家都拖到巴格达的街上去。这样的传闻基本上相当于已经给他判了死刑，而此前他已经有九名亲人因为他的立场而惨遭杀害。我用相机上展示我拍的照片，并且声称我是为一家美国的著名杂志社工作，这位美国顾问看上去有些惊慌失措，不过最后这批秘密武装人员还是离开了。但是接踵而来的更多危机最终还是让默罕默德放弃了自己的职责移居美国。他便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 炸弹专家卢卡斯举着一起自杀性爆炸事件中受害者的鞋。这是第一起发生在摩苏尔的类似爆炸事件，导致九人死亡，超过二十人受伤。© Peter van Agtmael 　　JC：我通常会同时阅读欧洲和美国的报刊，并且比较同一杂志的欧洲版和美国版之间的区别。举个例子来说吧，06年九月的新闻周刊封面故事是“失落的阿富汗(Losing Afghanistan)”，而在美国的则是关于安妮•莱伯维茨(Annie Leibovitz) ——从这一点上你可以明显看出编辑们在看待美国民众更应该看什么的问题上所做的取舍。你对这一点怎么看？ 　　PA：尽管还是有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提供了诸多对战争的深入报道，但是我对于新闻检查的感受更多的仍是来自媒体而不是军方。我举几个例子吧。 　　在我第一次完成我在伊拉克的拍摄以后，我在荷兰转机，我在机场随手买了一本著名的某美国刊物。我翻了几页，然后看到了一张我到一起自杀性炸弹爆炸事件后现场所拍摄的血腥照片排了一个整页(见上图)。我给我的父母打了电话，并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于是他们也去买了一本。不过当他们在美版的同期刊物中翻到那一页时，却发现是一幅起飞的直升飞机的照片。这一点让我感到很郁闷。 　　几个月以后，我收到一位英国朋友的电子邮件，他告诉我另一本美国大刊刊登了我的一幅受伤美军士兵的照片。不过当我兴冲冲的买了同一杂志的美国版时，却发现在同样位置是一幅在黑房间中奔跑的美军士兵。 　　2007年时，我凭自己的一组名为夜间行动的十二张组照获赢得了荷赛奖。这让我的作品得到了很多见报的机会，在各地纷纷出版，不过就我所知，却从来没有任何一张出现在任何一份美国的报刊杂志上面。为了给自己筹集去伊拉克的路费，我会拍摄一些签约任务。例如劳军联合组织的演出(USO Show)，为波士顿马拉松准备的士兵演练，以及拍摄伊拉克南部的马丹人(Marsh Arabs，沼泽阿拉伯人)。这些都是一些很愉快的拍摄项目，不过在我参加“共同行动”的七个月时间里，我仅仅只签了一份关于战争的拍摄计划，而且最终的作品也没有被发表。 　　尽管有摄影师与媒体或者出版商相处得很愉快，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媒体失望透了。我在阿富汗的片子刚刚第一次以大对页的形式出现在了杂志上，不过那是一本克罗地亚的杂志。 　　这段时间我已经开始把目光更多的投向了互联网，这一策略目前来看是很英明的。我最近在ABC新闻网上发了一篇文章，这超过了我此前所有出版过的文章的深度。我觉得，让人们去看看战争留下的疮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通常是被美国媒体所刻意忽略的。 　　对于我来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度过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时光，而作为这一切的见证人与记录者，我深深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把这些照片散播开来。尽管摄影作品仅仅只能表达你在当时所处所感的千万分之一，但是这也总好过让这些时刻无声地成为历史的尘埃。只有给公众自己一个了解的机会，事情才可能变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