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彼得•凡•阿格迈尔对话
2008-10-21 10:46:11  

来自密西根州弗林特市的士兵尼克•斯普洛托夫在睡前观看在家中拍摄的照片。斯普洛托夫24岁，自18岁加入海军陆战队以来的第三次作战任务将在一个月后到期。他驻扎在阿富汗东部地区的一个偏远哨所里与一队阿富汗士兵共同执行训练与巡逻任务。他之前两次任务都是在伊拉克度过的，在那儿他经历过激烈的交火，并且失去了他最亲密的一位朋友。© Peter van Agtmael

JC：我读到过很多关于战争的内容，其中常常提到的一点，就是当人们离开战火硝烟之后要面对的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即使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但是大部分军人都不想谈起他们的经历，因为无论是他们的家人或者是他们的朋友，基本上都无法理解他们所经受的一切。我想这一点对于那些战地摄影师来说也应该有一些类似的吧——很明显你应该经历过一些我所无法想象的事情。在经历过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之后，你是否受到了某些影响？如果是的，你怎么样去处理它们？

　　PA：所有那些受过足够刺激的人都会患上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尽管不同人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不过我肯定是有这一症状的。对于我来说，这一症状的表现是相当典型的，一阵一阵的低潮；没来由的生气；以及破碎的人际关系。

　　我能够自己解决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症状。作为一名摄影师，你的大部分最糟糕的回忆都是可以有照片为证的，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检视我的作品，特别是在巴格达的急救室里拍摄的作品，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使得我平静。这使得我十足相信报道摄影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我最喜欢的一句名人名言是中国周恩来总理所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人问到他如何去评价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时，他回答到现在说这个“下结论为时尚早。”尽管我内心悲观的一面认为每一代人都会不断重复前人所犯的过错(毕竟人们几千年都确实是这么过过来的)。但我始终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在所有这些照片，影片以及文字力量的影响下，绝大部分民众会摒弃战争。尽管那时候我们早已化为一捧尘土，但我仍想趁现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从不带枪，于是我也没有机会扣下扳机夺走某个人的生命，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大部分有过杀人经历的人都很难再从这种经历中恢复过来。几个月以前，我与几个从Walter Reed退下来刚刚伤愈的朋友一起玩飞镖，进入尾声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告诉我他在伊拉克杀死了一个小女孩。当时他们的父母正把非法武装从家中转移出来，他们给了她一枚手榴弹，告诉她如果美军士兵如果发现了他们，那么就把这颗手榴弹投向美军士兵。如果我能拍摄下他对我讲述这个故事时候的表情，那么你们能够从上面读懂很多关于战争的故事。当然我还有更多其它我希望留下了照片的回忆。

在摩苏尔地区的一次步行巡逻中，一名美军士兵试着和伊拉克儿童玩足球。© Peter van Agtmael

　　我尽量试着去弄清楚我的这一段经历给我带来了什么影响，但是我不能知道那些我自己也搞不明白的事情，于是我最近开始去看一位专注于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治疗的心理医生。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Ashley Gilbertson做出的好榜样，他是一位异常勇敢的摄影师，战争刚一打响就开始在伊拉克从事拍摄。他最近刚刚出版了新书《威士忌•探戈•狐步舞(Whiskey Tango Foxtrot)》(这是兵偐“搞什么鬼啊(What the Fuck)”的意思，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句话能更好的形容战争了)，他在这本书里开诚布公了讨论了他自己的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的经历。如果我们之中最勇敢的一员都能够承认，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呢？我希望有更多的记者们出来面对这一现实；我们应该正视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

　　JC：最近比较流行的方式是让记者部队“共同行动(embed)”。毫无疑问这给记者们的生命安全提供了诸多保障，但是这似乎与新闻报道实践有些背道而驰。理论上来说，记者应该尽可能的以一种客观的方式去报道所发生的一切。这样的共同行动方式是否会造成报道的偏颇？这种情况下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伊拉克是否还是实际的伊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