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丸良夫认为，日本近代的内忧外患是近代天皇制产生的重要原因。幕府统治末期，日本内有层出不穷的起义，外有不怀好意的西方列强，幕府的统治愈发软弱无力，人们急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逐渐沦落的国家拯救回来，重整国家秩序。当时的每个人都对未来焦虑不安，水户学派宣扬的天皇是不可超越的神裔，并进而树立起天皇对国家的绝对权威，而只要对他们这一时期的学说多加分析，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浓浓的危机意识。

但一些保守派人士依然不能接受安丸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天皇制在日本从来都是连续性的，天皇不参加国家大事不过是在遵循一种传统，且天皇一直承担着整个国家的祭祀事务。但即便是在坚持天皇制是连续性的人士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发出。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就是其中之一，不过长久以来，他眼中的“连续性”也只是天皇制形式上的延续，并不表现为天皇掌权的连续性。

　　天皇可以被罢免或放逐是已然发生、不容更改的历史，也是最坚定的保守派人士都不能回避的事实。天皇的统治权被权臣中断是古代日本屡见不鲜的现象，若天皇的统治当真延续的话，就不会有镰仓幕府、德川幕府的大权在握，也不会有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掌握重权的枭雄人物了。

　　日本的近代天皇制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曾经出现过的皇权专制，近代的天皇制极其独特，这种独特为19世纪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其实，从18世纪开始，偏居一隅的日本就不再安全，日本近海间或出现的外国船只，甚至那些悄悄登陆的外国航船都让幕府寝食难安。1804年俄国人的船开到长崎，并提出了与日本通商的要求，1808年英国人来了，1837年美国人也来了，他们都提出了和俄国类似的要求——通商。习惯了闭门自守的日本政府不出预料地回绝了他们，可不安的感觉却与日俱增。为日本一度仰慕的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的溃败，沦为了西方人的半殖民地，这让幕府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幸运的是，国家的危难重新唤醒了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大敌当前，危机关头，日本人迅速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必须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有国家统一了，力量才能凝聚起来，只有力量凝聚起来，才有可能抵制住外敌。

　　然而，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又是弊端丛生的幕府根本没有能力承担的，德川幕府的统治已持续了200多年，幕府中人早已习惯了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奢靡生活，除了为一己私利勾心斗角外一无所长。天灾总是借人祸之机肆虐，饥荒、地震加上数目不菲且日日增加的国防费用，幕府的财政混乱不堪。

　　农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国难天灾纠结一起，直接落在了他们羸弱的肩上，就在美国向日本提出通商要求的前一年，全国性的大饥荒爆发了，连连上涨的米价让农村饿殍遍野，也让起义的烽火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