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耐劳的精神。
比如淄博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景光平先生的《我的1999》摄影集。他选择在世纪之交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在一个世纪的结束之际，新禧年到来之前，用一年时间，拍成专题。用一年喻意了一个世纪。用一年喻意了人从生到死的一生。立意鲜明，构思巧妙，选题准确，意义深远。
再如淄博市摄影家协会原主席刘同爱先生的《TW纪行》一书，他到TW一行就出版了这本书。肯定出发之前他就有想法，有思路，早就做到了心中有数。在拍摄中就会围绕着一条主线，来表现所见所闻。因为在当时，TW对我们来说还很陌生，我们迫切需要看到那边的真实情形，他就抓住了这个特点，使得图书有出版的价值。所以说摄影需要我们提高综合素养，才会棋高一着。
三、出书不易
出书，在晋升职称的时候，就叫著作，是自己的学术成果。出书，不是目的，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通过出书，就会发现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对今后的拍摄具有前车之鉴之效，就对摄影会有进一步的认识和更多的理解。
出书是一个系统工程，很不容易，这方面我们淄博市摄影家协会的几位领导就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王建新主席出版了3本摄影集，他的作品在中央电视三台举办的全国摄影大赛中获得很高的奖项。常务副主席孙伟庆出版了5本摄影集，而且他的《城里的模特队来到乡村，打麦场成了舞台》入选2003-2004年度广东美术馆举办的《中国人本—
纪实在当代》展览，这个展览，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型的纪实摄影展览。共展出250名摄影师的600余幅代表作，作品被广东美术馆永久收藏，为我们山东争得荣誉。副主席景光平出版了2本摄影集。他在徐肖冰全国摄影大赛上获得优秀奖的奖项。副主席赵健民出版了3本摄影集。老主席刘同爱出版了3本摄影集。那个时候出书不像现在这样容易，而且费用也高。不仅如此，我们淄博市这几位主席，摄影理论水平也很高。在听他们讲课的时候深深感受到他们的摄影观点几乎站在中国摄影理论的前沿。所以说，他们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山东乃至中国的摄影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值得我们学习。
四、从摄影中得到快乐
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摄影，但是爱好摄影会让我们更好的活着。作为业余爱好，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摄影是多种多样的。不论那种方式，只要快乐就是目的，都是无可指责的。
1、家庭休闲式的摄影。
家庭照片不可忽视，照相馆作品重新定位。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名为“海风——1949-1999上海照相馆
人像摄影艺术展”上，不少人士面对这些照相馆里出品的普通老照片，开始反思，学术层面上的照相馆人像摄影研究，成了中国摄影史上的一个空白。随着老摄影师渐渐离去，关于照相馆摄影的记忆也正在消失，抢救、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刻不容缓。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照相馆拍摄的人像照片的服饰、气度和造型都代表了当时最时髦的流行文化，通过摄影师的选择和概括，介绍给大众，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和演变。照相的审美本质，在客观上决定了摄影师一站到照相机后，就是捕捉城市感性、表现人类精神的艺术工作者。他们在完成一幅成功的人像作品时，需要处理现实与美化、表象与内涵、光与影等一系列复杂的关系，这一过程无疑属于审美的范畴。
《一站一坐一生》一书，记录了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历史，照片中的主人公是1881年出生在福州的一位名叫叶景吕的人， 21岁的时候，他已经在伦敦待了5年，是作为“中国最早的职业外交官”罗丰禄的随从去的英国。同年，他回到了福州，后来娶了罗家的女仆，并且在罗丰禄去世之后，帮助罗家打理茶行和当铺，自此开始他作为一个殷实生意人的一生，也开始了他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