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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震灾采访手记 “你在什么地方？” “在成都军区大院的帐篷里。” “有吃的、喝的吗？” “没问题，伙食好得很！” “没紧要的事，就别乱跑了。” “好，这几天我一直在这里。” ……这是6月8日傍晚，在地震灾区采访的第26天，我与远在江苏的母亲的通话，我不得不用一个个的谎言，宽慰老人紧张的心。 事实上，此时，我正在唐家山堰塞湖的坝顶上。就在通话前的5分钟，这里刚刚发生了一次强烈余震。如此大的余震很可能导致坝体溃塌或导致大的山体滑坡。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对坝顶的人员都是灭顶之灾。 我扶住铁杆，稳定了一下情绪。拿起早已校准了方向的海事卫星电话，迅速拨打编辑部电话，向编辑黄明口述快讯。走出帐篷，我看到葛振峰上将和其他几位将领正镇定自若地指挥着施工，官兵们并没有因为余震而停下手中的机器。自上坝施工以来，所有人都24小时连轴转。每人每天只能喝上一瓶矿泉水，能吃上一顿方便面，就算是“首长待遇”了。 “没什么危险！”“保障条件很好……”和我一样，几乎所有在坝上施工抢险的官兵，都对亲人撒了谎—谁忍心让自己的家人，为自己担心？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范晓光中将，上坝抢险时压根没告诉老伴。他的夫人吴晓鸣是从我在大坝发回的报道中，得知了自己老伴的消息。老伴好不容易接通范晓光的电话，声音断断续续模糊不清：“……嘿嘿，没事……啊，小心你要当寡妇啰，哈哈！……” 端午节那天，范晓光给老伴打来电话：“坝顶又开辟一个直升机场，是‘第二国际机场’啊，每天都可以起降几十架次中国、俄罗斯的直升机呢！……挺好，我们还吃到粽子和鸡，哈哈！……” “第二国际机场”，是大坝溃决时人员紧急撤离时的备用起降场；至于粽子和鸡，只是在咀嚼味道像蜡烛一样的压缩饼干时，心中的想象。 “女儿还好吗？”在灾区采访的一个月中，只要有机会给家里打电话，我的第一句话总是不变。“挺好的。可乖了，自己吃饭，按时睡觉。”妻子的回答也几乎每次都不变。 6月13日，当我返回北京第一眼看到女儿时，不禁吃了一惊—胖胖的小脸蛋整整瘦了一圈，细嫩的胳臂上还留着几个红红的针眼。 “你走了没几天，女儿就发烧，换了几家医院，也没查出什么原因，只能每天打吊针。北京又流行手足口病，可急死我了！”说到这里，妻子的眼圈红了，“怕你担心，就没告诉你。” 眼泪 我知道，作为一名记者，作为新华社军事记者，不应该流泪，应该坚强地、理性地、客观地记录和传播。 可是，从5月13日晚进入都江堰市新建小学救援现场采访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担心自己能否挺得住。 几百名孩子被埋在废墟下，守候在这里的家长已流尽眼泪，再也哭不出声来。在粉碎性坍塌的校舍四周，高高的居民楼无一倒塌。墙上的道道裂缝，似一只只眼睛，无情地看着这一切。 机器的隆隆声中，一具接一具孩子的遗体被抱出来。孩子的胳臂、身体，已经变青、变紫，有的手里还拿着课本、身上还背着书包……我仰头望天，天空一片漆黑。我努力不让眼泪流出，目光从上往下滑落，慢慢地……突然，一个红色的文具盒突然闯入我的眼帘—一个被挤压变形的、喷绘着米老鼠图案的、崭新的文具盒，静静地躺在我的脚下。同样的文具盒，就在几天前，我刚给女儿买了一个。 文具盒上的米老鼠仍在欢快地笑着，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也许是初为人父的缘故，在灾区打动我的、使我不能自已的总是孩子。 最后一次落泪，是从重灾区回到成都后，突然收到了一封父亲发来的电子邮件— “在新华网，看了你部分抗震报导，得知你徒步走进震中映秀镇，我们为有你这样的儿子而骄傲。 在灾区采访，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保护自己。 …… 家中情况，请放心。” 父亲是一个沉默、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他并不会上网，这封信一定是他写在纸上，请别人发到我邮箱的。因为电话联系不上我，他知道我只要发稿上网，就一定能收到他的邮件。我反复阅读父亲写给我的每一个字，只到泪水模糊了双眼。我坐在电脑面前，任凭泪水毫无遮拦地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