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震灾采访手记
2008-7-18 12:59:08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

　　已经记不清了，在灾区到底流过多少次泪。每当滚烫的泪水从脸颊上滚落时，我觉得心灵又一次受到了净化和洗涤。

　　矛盾

　　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处于矛盾之中。

　　在灾区采访的几乎每一天，我都不得不面对艰难的选择—是进，还是退？是采访，还是放弃？是尽一个记者的职责，还是努力去拯救生命？

　　这些问题时刻在折磨着我，相信也折磨着所有的记者同行。

　　走，还是不走？

　　5月13日夜，这个问题折腾得我一宿没睡。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入汶川！”可供我选择的路线有3条：搭载直升机、乘坐冲锋舟，或者步行挺进。搭载直升机或乘坐冲锋舟，受天气因素影响太大；相比之下，步行最为艰难也最为保险—只要我有足够的体力和意志，就可以和“铁军”的官兵们一起坚持到底。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我却陷入了矛盾—不是担心路上可能遭遇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而是担心自己成为部队的“拖累”。

　　“铁军”师长杨剑已经同意我和另一名新华社记者黄书波随部队行动。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和强烈荣誉感的集体，部队不可能中途丢下我们这些穿军装的记者不管。然而，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行走，一旦一个人倒下，至少需要10个战友扛着他走，况且我们每人还背着30多公斤重的器材。

　　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和黄书波强打精神，跟随部队上路。一路上，我们不断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倒下！千万不能影响部队行动速度！千万不能耽误部队救人……

　　12个小时后，当我们在夜色中抵达映秀镇时，看着胳臂和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时，竟然感觉不到疼痛。

　　打，还是不打？

　　我右手的食指放在海事卫星电话的拨号键上，迟迟决定不了是该摁下，还是该收回。

　　在映秀镇的7天7夜里，最难的是没有电。

　　每次写稿，都事先打好草稿或腹稿，再以最快的速度敲进电脑；为了延长笔记本电脑的使用时间，我把屏幕亮度调至最暗；海事卫星电话，除了发稿，绝不能拨打，编辑部的同事和后方的家人，是通过稿件的电头才知道我们的行踪……

　　可是，5月15日下午，当我用海事卫星电话传完稿件之后，一抬头发现周围站着七八个受灾群众。虽然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但他们的眼神和手里捏着的纸条告诉我—他们想打一个电话！

　　在通讯和交通中断后的“孤岛”映秀，有多少幸存者想向外面的亲人报个平安，外面又有多少人想知道里面亲人的下落！我们的海事卫星只剩下2/3的电量，帮他们打完电话，我就一条稿子也发不出去了。一边是做人的良知，一边是记者的职责—我该如何选择？

　　此刻，我多么希望我不是记者，而是一个纯粹的志愿者，我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样，我也可以不受内心的煎熬。

　　那样的眼神，让我无法拒绝。我接过他们手中的纸条，快速地帮他们拨打。可是，大部分电话都无法接通。偶尔接通后，拿着话筒的受灾群众也仅仅和亲人说两句“我很好！”“不要担心！”便匆匆把话筒递给下一个人。7天中，这样的电话，我拨打了100多个，接通的只有大约1/1，与亲人联系上的也就二十来个。虽然我们可能因此少发了几条稿件，但现在想来，并不后悔。

　　回，还是不不回？

　　我看着手机上一条短信，一会儿写好回复的内容，一会儿又删掉。

　　5月20日，当我离开映秀回到成都，打开手机，有一条短信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李记者，你好。我是你报道的那5个韩国留学生司机的妻子，你知道我丈夫的下落吗，他现在怎样？”

　　5月17日，在映秀救援的第三军医大学医疗队搭救了5名韩国留学生。地震发生时，他们正乘车赶往卧龙看大熊猫。从山上滚落的巨石将他们乘坐的车撞翻，司机不幸遇难。

　　我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一消息，只是没提司机遇难。一直在寻找丈夫下落的这名司机的妻子，看到新华社的稿件后，辗转找到了新华社总机，又通过总机找到军分社，又通过军分社找到了我的手机号码。在映秀，手机没有信号，于是，她就给我发了这条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