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该守住的
2008-11-14 10:46:24  

   但事实上，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不可能所有人都去筑无“我”之境的。摄影毕竟有着攫取的本能。多年来，我一直在推广纪实风格的摄影作品，随着时间而越来越深入，感觉到中国的纪实摄影还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是早发现、早解决为妙。王安忆写道：“上海这个城市，在屋顶底下的城市，都是苟且的人生，不好看的，只有在屋顶上看你才会有略微壮大一点的感情，我是这样子看的。小市民的生活——这就是我写上海时经常会感到的，你要把它剥开来看，里边没有什么太好看的东西，但是我自己还是可以和它们商量的……”几年前了，我对路泞讲过，我讲我一直在大厦上面看这个世界，处理和这个城市的关系。我路过爱丁堡公寓时，一定要抬头看看张爱玲常常站过的那个阳台。其实不仅仅是上海，不仅仅是城市，日月底下，大多是苟且的人生，不好看的。回到摄影方面，多数情况下，照相机的镜头其实是需要一个高度的，只有站在一个高度看见一整团的生活，这些人的生活不是一个人的，他们是有许多许多的生活，累积起来，以量来说明他们存在价值的时候，我觉得或许还可能称得上宏大。但是，这样一个高度并不是让摄影家面对世界去当判官，而应当是“和它们商量的”，也就是说，有智慧的高度，并不需要让人看见。还有一个问题，张爱玲曾写过：“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她所说的情形，在现时中国的纪实摄影中，是大量存在着的。摄影是有可能轻薄的，没有底子，那就真是浮沫了。
    至于中国所谓的观念摄影，也真是无知者无畏。景泰蓝、清末的雕花家具，别人看是繁花似锦，我却看见一个民族的筋疲力竭，人在末世时候对前朝的想象就枯乏了，只有回到自己的心境里做文章，格局自然就局促了。现代社会，资讯发达，每个人都受到那么多集体暗示，还有什么个别的特质？除非一个人有特异的禀赋。这个特异的禀赋真的很难产生，现代出现精英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一个人只有在和外界不怎么接触的环境下才能发展自己的个性，接触的面太大就合流了，中国的教育背景、社会提供的视野又不宽阔，所以现在的时代是越来越单一了。这样来看，那些个从主观孵化出来的观念，其实资源是非常少的，是没什么底子的。从人的性格上说，年轻人总是在反叛传统的，问题是反叛什么？我就觉得没有顺从的积累的时候，就施行反叛——这不叫反叛，而是任性。反叛是处在一个需要挣脱的状态，这东西把你束缚住了，所以你需要挣脱一下。可是现在，百无禁忌，在这样放纵的状态下，还有什么需要反叛，反叛还有什么革命的意义？现在，反叛只剩下一个广告姿态了，最后，就是一个无聊的笑话了。
 那些“观念”影像最为触目的是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现实与言语之间的断裂。作者把观念当做诗，由光滑的语言滋养和维持，而真实的观念有无可回避的、粗糙的生活质地，它不可能彻底抽象和提炼为“精神”。但恰恰在精神之外，作者是冷漠的、无能的，他们的问题始终是不会生活，不知道怎样确立一种由道德、责任、爱以及耐心维系着的平衡的生活，于是他们敌视生活、超拔于生活之上，他们的“观念”需要牺牲，他们“观念”中的人——如果还有人的话，将成为生活中的祭品。
    这是极不自然的。某种程度上，这是艺术创作的常见现象，艺术工作者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不自然”。但是，在中国的那些“观念”摄影作者中，这种不自然并不仅仅是艺术心理的个案，它还是这个时代大多人群的精神症候：人们失去了“生活能力”——这个词指的不是吃喝拉撒、挣钱工作，而是指生活世界的干旱枯竭，在父母与子女、男人与女人之间，在朋友之间，在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商量，如何安居。这是痛苦的、令人惶恐的，所以只能矫揉造作，只能不自然，只能假惺惺的冷漠或放纵。正是这种面对生活的无力感使那些作者将摄影弄成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