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该守住的
2008-11-14 10:46:24  

    选择什么进入脑海、选择什么拿出来，确实是考验。第五届全国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的前身，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初吧，在北京办的，班里面出过些名作家：蒋子龙、叶文玲、张抗抗、叶辛。后来有人在书中回忆，有个贾大山，是非常聪明的人，就是写得很少，后来信佛，又去做教育了。回忆的作者始终在怀疑贾大山是否对于文学没有信心，不是才华的问题，而是觉得这东西无用，因为他来自农村，经历了很多，可能在想这有什么意义呢？再后来生肺癌死了。那个回忆的作者感慨，有时和他们这些底层来的作家在一起，包括后来的路遥、邹志安，会觉得生活是那么沉重，写作真是很轻薄的。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什么可以进入自己的作品，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才过去20年，恍如隔世。看看我们的现世，真是个没有教养的时代，教养是什么？教养是懂得自省和节制。工匠做东西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他很肯定：“我就是要做一个椅子”；艺术家从来不说他要做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要强调他的心灵受着什么样的思想迫使。著名的日本文化学者加藤周一，他说古代的艺术家——在14世纪以前，那时的艺术家，他们做东西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表现我的个人风格，他只是要做一个活计，可他的个人风格却形成了。现在的“艺术家”哪肯承认自己同时也是个工匠啊，王宁德都说他看不起摄影了，觉得自己是艺术家，他对于除他之外所有人智力的轻侮真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也不看看自己那些“成名作”，那些死狗模样的人，如果他觉得中国人就是这个模样，那他就应该先身体力行做给全世界看。
    第二天早上到了张祖道先生家，一直待到傍晚，主要是为了筹划他回顾展的一些具体事宜。我们聊起1956年底到1957年初张先生陪伴潘光旦老师赴鄂西南、川东南地区考察的情形，张先生回忆说，他们到了汉口，政府方面安排住最好的饭店，他为了照顾老师就同住一个房间里。刚睡下就发觉有问题，原来是床垫太软了，潘老师只有一条腿，起夜什么的非常困难，张先生就想让服务员换一个房间或者换一张硬板床，潘老师不答应，说已经是晚上了，不要麻烦人家了，结果师生俩就睡在了地板上，早晨起床以后还把被褥照原样放好。而潘光旦老师当时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和校图书馆馆长，中外闻名的教授。挑选好了回顾展的照片，张先生低头沉默着，然后眼圈红了，拉住我的手说：这些还够格吧？我的眼泪差点落下来，我很少很少有自卑的时候，当时我才觉得自己活的是那么狼狈不堪。6月18日晚，我去接他参加明天艺术中心举办的连州三年回顾展，张祖道先生是第三届的特别贡献奖获得者，是当然的嘉宾。穿戴整齐临出门，他还在找东西，原来是找纸笔，问他，他说如果看到了好的作品和作者，他得记下来，我就在想，他年纪这么大了，又不是什么记者、评论家、策展人、画廊老板、拍卖行经理，一辈子的谦逊和诚恳，看来是变不了了。送他回家的路上，遇见路虎车，张先生就说，1956年他和潘老师的考察，一路上县政府都是给他们派的路虎车，他还知道路虎最近被什么公司收购的，还说原来不叫路虎，根据英文原意，曾经叫过漫游者，还说其实这个“虎”字用在车名上并不好，风轻云淡几句话，什么都知道。可时代变了，漫游者没狠劲，其实还不如叫“虎！虎！虎！”就好像我喜爱古典音乐是因为喜欢享受美、想象和秩序，但我家附近某大俱乐部的广告赫然标明：你想被音乐摧毁吗？结果人头涌动趋之若骛。时代已老得不成样子，而张祖道永远年轻。

我对现时中国摄影的看法

    仔细排一排，想一想，中国的纪实摄影，这么些年了，是不太有商量的语气的。摄影家绝不应该是“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他们不在“现场”，而且以此为荣。

    北京摄影季会议期间，有记者和我聊天，提及《江村纪事》系列，记者说看了以后，没有觉得在形式语言上有什么精彩之处，比较平淡，大意是这样。我说张祖道先生的照片，用一个朋友的话来讲，就是有着无“我”之境的。看看五代北宋的山水绘画，那都是无“我”的，可那也是中国绘画无与伦比的高峰，难怪刘国松先生看到台北故宫展出《溪山行旅图》真迹会热泪盈眶。“我”是不一定可靠的，今天的深刻，很可能到了后天就显得浅薄了，而无“我”是长远的，因为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低的位置，像一张白纸，始终有谱写的可能；“我”会老，无“我”却可以保持年轻单纯的心情。看那些五代北宋的山水画，真的是非常青春，中国的壮丽青春，老的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