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个人，没有艺术
2008-11-18 10:17:32  

   1998年8月中旬，在广州华南师大举办的“报道摄影高级研讨班”课堂外的墙上，贴满了供大家交流的《新快报》、《南方日报》等几种报纸的图片专版， 上面发表的大多是一个个图片故事。其中一个报道血吸虫病又回来了的图片故事显然深刻地刺激了原《现代摄影》杂志的主编李媚女士。她在对这一专题作文本分析时，对摄影者以超广角镜头逼近一赤裸的孩子因血吸虫病的侵害而畸变的大肚子拍成的一张极度夸张的照片表示强烈的愤慨。她认为，这一照片的拍摄方法和摄影者对拍摄对象的诠释严重失当，以致于此照片在读者的心中唤起了—种伤害感。这种错误足以扭曲对象本真状态，它误导读者的判断，让人无法了解由于血吸虫病的重归及危害，这个孩子的肚子到底有多大?同时这也透示出摄影者面对这一对象时所进行的不负责任的、粗暴的具有强烈侵犯性的言说。

    也许这组照片的摄影者的动机是好的、善意的和正确的，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像目前特别时髦的那些具有浓重人文主义情结的学者和纪实摄影家们一直标榜的那样。问题的关键出在他搞错了他是在做什么工作，他所从事的摄影活动的基本规则是什么，搞错了白己和对象之间的关系。

    从总体上说，没有一种固定的法则可以永远适合言说各种形态的摄影活动及文本。不同的摄影家都有其不同的摄影理由，而不同的摄影形态又有其不同的功能，因而也建立起自己相对独特的完整的语言系统、操作方式和规则禁忌。就报道摄影而言，它沿袭了摄影发明伊始便已存在的功能和姿态——观看并言说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上值得言说的事物，并因此建立起报道摄影的最本质的和最重要的功能—真实地呈现对象。

    这应该说是摄影与生俱来的最朴素的和最具有魅力也最充满问题的基本性的功能。然而，报道摄影仅仅去“呈现对象”，对于我们那些胸怀大志、满脑子想法和自我表现欲强的摄影记者们来说，似乎是太简单了。但到底有多少人会去注意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呢?又有多少人会从这些照片小看出你所使用的摄影语言是多么地精熟地道?一位平民早晨买了一份《北京晨报》，他想知道远在两湖一带的洪水近况。他读了一段文字，看到了照片，他知道了他想知道的讯息：今天洪水退下去了一点儿，但危险并未解除。此时，他没有注意这张照片是谁拍的，也没有去注意这张照片使用什么镜头，构图如何，焦点实不实。
他压根儿就不去注意我们的摄影家们最迷恋和最看重的两样东西——“主体的个性”和“摄影语言”。他只是看完了他关心的消息，然后放下这张报纸，上班去了。

    唯一关心这一点的恐怕只有极少数的几个认识的人或同行，“这是张三拍的，拍得还可以”，同行们会这么说。但问题在于，就摄影者与摄影、对象、受众的关系来说，同行和此摄影者几乎是同一个人，他不等于受众。所以专业性的评价几乎是一种保持此领域的纯洁性和自律性的行业规则，它巩固并推进此行业的成熟和不断发展。但专业性的评价不能等同于社会性的具有广泛意义的评价，因为就这些报道性的图片的最终归宿来说，它并不是为了让专业人员看到，而是尽一切所能地“让所有人看到”。

    几乎大部分的关于报道摄影的问题都出在这个环节上。因为任何一张照片都涉及到三个因素，即摄影者、摄影语言和拍摄对象。如何在报道摄影活动中搞明白这三者的关系，特别是搞明白摄影者(主体)在摄影中的身份和位置，显然不是一个简单到不用多说的问题。我把报道摄影活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你们(读者)通过我(摄影者)的摄影(语言)最后看到了对象”。
对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闻摄影作一番粗略的考察和清理就会发现，从事报道摄影工作的记者们真是太喜欢在他们的报道摄影活动中展示一下自己的头脑和对摄影本身的体会了。这种倾向在90年代以后变得尤为强烈。我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至少有两点：

    第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的摄影记者们对于报道摄影的最终日的即“呈现对象本身”缺乏足够的理解和信心，他总觉得做到这种地步有点儿太简单了，太不过瘾了。他总以为当他拿起相机面对对象时，已经获得了一种言说和评价的权力，而且他认为在摄影过程中如果不渗透进自己的评价，这个摄影工作就没有做完，或者说就做得不够完善。许多摄影从业人员没有明白80年代中期人们大谈特谈的“主体意识”是一种“自我的觉悟”状态，而不是一种惟我独尊的主宰姿态。他们没有搞明白报道摄影活动中摄影者对对象不加个人干预的尊重与完整呈现本身，正是主体意识的—种最好体现。他们只是简单地将“主体意识”理解成为“我个人的情绪、判断与需要的急切表达”，而且为了这种个人意识的表达可以钮曲对象本身的自在状态。又加上中国的许多摄影记者长期以来形成的工作习惯和那种“记者”的特殊身份，已经不能使他平等、平静地和超然物外地看待和用相机呈现此一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