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个人，没有艺术
2008-11-18 10:17:32  

    因此，过分强调“影像”是一种迷恋语言的现代主义时代的情结。对于没有经过这样一个语言分析时代和长期训练的中国摄影家来说，这个东西进入中国后，便让人觉得如果不谈它就等于不懂摄影(从对摄影本体认识的角度来说倒是不错!)。特别是“荷赛”建立起来的图像语言系统被中国人误解为是一种世界性的摄影语言方式时，人们认为只有用这套图像语言(好比是英语)才能走向世界，一个中国摄影家获了“荷赛”奖就被认为可以与西方人坐在一起交流影像了。但一个从事报道工作的中国摄影记者，他却无法用托福水平的英语跟中国人说话!从对我们自身生存经验负责的角度出发，我们更希望摄影记者用我们都听得懂的和没有障碍的语言来告知我们一个讯息，这种语言不是洋泾浜式的英语(比如“荷赛”式的那种)，也不是方言(比如极端个人化、风格化的)，而是人人都能够听得懂的普通话。语言在报道摄影中是一个不应该被读者充分意识到的东西。一旦它被充分感知到，它便影响到读者对摄影对象的充分认识，这显然会失去报道摄影的基本要义。

    报道摄影是一种直接了当的叙事言说，为什么要拐弯抹角搞得那么复杂呢?我们知道你情感丰富思想深邃，也知道你的英语(荷赛式影像语言)纯熟且手法高超，但我们对你本人以及你所掌握的技艺水平没有兴趣。你那些东西固然重要，但这种重要性并不在报道性的摄影活动中显现。当我们像关注韦斯顿那样关注你的摄影时，我们自然会去欣赏和评价你对摄影语言系统所做出的贡献，时我们自然会去关注你在对象和摄影中倾注的个人心智与情绪，因为表现主义摄影的目的就在于让受众“通过摄影看到我的存在”。而报道摄影则是“你们通过我和我的摄影直接看到了对象”。搞清楚这三种摄影形态的差别，才有可能明了自己在摄影活动中的准确位置。

    在报道摄影中过分关心自我的表达和迷恋摄影语言本身的显现，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的许多摄影记者太在乎来自行内人士的评价了，这似乎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摄影从业人员那么看重获奖。对于他们来说，摄影几乎就不是给受众看的，而只是给同行们看的。他总想让人们在通过他的照片观看对象时，首先看到他的存在，看到他对对象的评论性的言说。他总想站在对象的前面让观众首先感知到他自己。于是，摄影者一方面通过题材的选择和处理努力显示自己的具有评论色彩的观点和是非判断，甚至通过文字来表述自己的观点； 另一方面则充分运用摄影语言对对象进行极端个人化的侵夺、强调和扭曲，使之变异。就像那个硕大无比的大肚子一样，肚子已经不再是肚子本身——即不再是对象的真实状态——而是变成了摄影者个人观点的表现符号和媒介物。从报道摄影的功能来说，它是传播领域中一条较文字资讯更直观的信息通道，摄影者是连通事实对象和受众的一个媒介物。受众得到的信息应该是正常的尽可能客观的和完整的。他既不能随意放大或者缩小这一信息，也不能更多地灌注自身的评论和干预，以使对象朝向个人化的方向变形。

    因此，从事报道摄影者明白其功能和规则，特别是臻于“无我”之境，将自己在整个摄影过程中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是至关重要的。我站在极远处，人们看不到我的在场，但我心满意足。因为人们看到的这一切，甚至社会因我拍的这张照片而发生了变化都是由我而引起的和发生的，这就是我存在的价值所在。还有什么幸福可以取代这一切?我为什么非得像个演员一样跑到前台去表演呢?

    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讲过一个故事：著名的卡尔特大教堂曾经一夜之间毁于雷火。好几千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像蚁群一样汇合在一起，在原地重建大教堂。这些人中有建筑师、艺术家、工人、乡下人、贵族、教士，他们夜以继日地一直干到把教堂重新建起来，然后他们谁也没有留下姓名地散去了，至今也没有人知道是谁建造了已成为人类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作的卡尔特大教堂。伯格曼因此说，在从前，艺术家把作品奉献给神的光辉，自己却默默无闻。名声对于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在他们的内心之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和自然的谦卑。而在今天，个人已经成为艺术创造的最高形式和最大毒害。自我受到的最微小的创伤或痛苦，也会被放在显微镜下仔细琢磨，好像它的重要性是永恒的。艺术家视自己的主观、孤独和个性为神圣。于是我们最后都聚集到一个牢笼里，站在一起为自己的孤独哀鸣，既不互相倾听，也意识不到我们正在互相窒息。每个人都盯着对方的眼睛，却否认对方的存在。我们在原地打转，陷入自己的愁苦之中，以致于不能明了活下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