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见证的力量
2008-3-11 9:47:36  人民摄影网

     摄影界人士都不会忘记凯文·卡特和他获普利策新闻奖的《饥饿的女孩》。随着荣誉而来的苛责直接导致了这位年轻摄影师的自杀。他活着的时候有人说，他是拍摄现场注视着小女孩的另外一只“鹰”；他去世后人们说，他是因巨大的内疚和自责而精神崩溃。可是，没有人为自己发起或参与了对凯文·卡特的“舆论谋杀”而自责。有时我想，批评者们是比按下快门时的卡特更冷酷的人。
     今年5月，摄影记者柳涛拍摄的《马路陷阱太坑人》引发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批评者锋芒之尖锐俨然是道德讨伐，辩护者的理性和知性在强大的批评阵容面前显得“苍白”。当面对媒体叙述拍摄经过时，这位年轻的摄影记者只是想尽量取得公众的谅解。
     柳涛是新华社图片总汇的签约摄影师，《马路陷阱太坑人》通过新华社的播发引起媒体和读者的广泛讨论，我作为这组照片的终审签稿人，其实也是这一事件的重要当事人，我当时如果在稿面上签下“不发”，这组照片就不会见诸各大网站从而引发近乎“惨烈”的争论。从看到这组图片的那个时刻开始，我知道，无论我是否决定签发，我都注定为之承受理性和感性的双重纠缠，虽然我没有料到反响如此强烈。在争论逐步升级的过程中，我无数次自问，如果我预见到这场争论，我是否还会选择签发这组照片？答案最终是肯定的。作为新闻从业人员，总是要同时面对“马路陷阱”的丑恶和路人摔跤的惨状，无法逃避被卷入似是而非的道德诘难，永远无法从揭示真相的职业责任和怜悯心、道德感的矛盾纠缠中解脱。面对现实，有良知的记者和编辑注定无法免于痛楚。
     所以在始料未及的争论中，我保持了沉默。时至今日，我不想重复争论中的种种极端论点，我心中一直大惑不解的是，新闻摄影界存在着的“双重道德标准”现象。2002年5月，大连空难后“黑匣子”出水的照片引发尖锐批评，因为画面上的潜水员兴奋的表情刺伤了一些读者的感情。但是，一年后的非典造成死亡的数字远高于大连空难，但解除非典的报道俨然是一场狂欢，到处是欢声笑语、鲜花掌声，却无人感觉异样。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是最后离开小汤山医院的人员中有一对父子患者，他们的三口之家的女主人死于非典，但是父子两人脸上的笑容和其他人一样“阳光”。尽管我知道，这都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是真实的记录。
     获第十五届中国新闻奖摄影二等奖的《无以言表的母爱》得到了来自各方的赞誉，但我在个人感情上并不认为这是一张具有“美感”的照片，至少事关一位濒临死亡的年轻妇女的隐私。如果这位妇女不是困难群众中的一员，甚至可能导致一场关于隐私的法律诉讼。在对柳涛照片展开的讨论中有一个似乎无法辩驳的诘问，“如果画面中的人是你的亲人朋友，你还会不会举起相机？”那么同样的诘问可以针对《无以言表的母爱》提出。同样的诘问甚至可以针对非典中最著名的获奖作品提出，这些诘问都不能否定我们熟悉的优秀作品，所以看似居高临下的诘问不过是个假设。
     这里提出我的疑惑并不想引发新的争论，更不是想用“道德标准”衡量所有的摄影作品，而是想要指出新闻摄影注定身处悖论，无法赢得其乐融融的大团圆结局，拍与不拍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答案。就像一位网友的文章中比喻的，“新闻传播”这种行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所以，拍还是不拍，从我们选择新闻摄影作为职业的那天起，应该不是个问题。既然选择了新闻，尤其是选择了新闻摄影，就意味着选择了痛楚。

坚守见证的力量
     伦敦爆炸事件之后，我不由地想到，也许有一天，当专业摄影记者在现场思考拍还是不拍的时候，手机照片已经出现在网站的首页，并且占据次日平面媒体的重要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