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摄影师镜头记录新中国60年形象
2009-9-22 15:59:28  

　　曾受聘于美国《时代》周刊等美国媒体的美籍摄影师刘香成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了中国从建国至今、尤其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这组画面参与“塑造”西方人头脑中的中国形像。

　　60年来几度起伏 西方视角难以改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 西方近期有两份有关对中国评价的调查报告显示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美国皮尤调查中心9月17日发表的调查报告说，皮尤在世界25个国家进行了调查，其中13个国家中的大多数受调查者都认为，中国将会——或者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超级大国。

　　此前，英国广播公司(BBC)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却显示，39%的国外受访者对中国持积极评价，同比下降6%；40%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印象，同比增加7%。按照BBC的说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评价首次超过正面评价。”

　　这两项结果表面上看相去甚远，然而，它们恰恰类似一个硬币的两面，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近期看法：一方面，承认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国，另一方面，又对这个不断崛起的国家保持警惕。

　　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形象几度起伏，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剧烈摇摆”，在这漫长的变化中，西方人心目中呈现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想看到的”，而不一定是“实际是怎样的”。

　　这一规律，从60年前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五十年代：敌视“蚂蚁山上的蓝蚂蚁”

　　曾几何时，中国是西方人眼中“谜一样的国度”，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让西方对中国充满了马可·波罗式的想象，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想象陡然从田园牧歌变成了“一部恐怖小说”。

　　最典型的是西方人对毛泽东的理解，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这番讲话，让西方人听来完全就是暴政宣言，他们没有注意到“人民民主”，只注意到“专政”。

　　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观察几乎完全是从“克里姆林宫学”角度进行。所谓克里姆林宫学，是指西方世界只能通过苏联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上，苏联领导人公开场合出现的顺序、照片上各自的位置、活动报道的频率，以及官方常用套话的口径变化之类微妙差异，来推敲、猜测苏联权力的更迭、政策变化等等问题。

　　对中国国内的报道则由各种灾难与迫害的故事组成。苏珊·拉宾在《蚂蚁山》一书中描绘了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可怕景像”：所有的男性农民被集中在一个大的兵营式的集体宿舍中，所有的女性又被隔离集中在另一处集体宿舍中，而孩子被统一送到既像监狱又像军校的幼儿园，家庭就这样被强暴地拆散了，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食堂，一切都是集体的，所有的家庭财产都上缴给公社，传统中国最重视的家庭与传统中国文化最推崇的美德家庭和睦，尊长爱幼等，似乎都人民公社制度葬送了。

　　而后，西方记者不断强化着这种印象。1956年，法国记者吉兰在中国“发现”：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六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

　　红色中国在西方的想像中，已是“一个暴君统治的蓝蚂蚁的国家”：六亿人长着同一个头脑，迈着同一种步伐，穿着同一种服装，说同一种话，做同一种事，一旦某一天，那同一个头脑中着魔式地出现某一个疯狂的念头，六亿蓝蚂蚁突然之间将变成一个难以想像的庞大的怪兽……资本主义世界沉浸在对中国某种迫害式的狂想中。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认为，上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的胜利更加深了西方的恐惧，“那时西方对中国，除了敌视之外，就是恐惧。敌视是对集权与暴政的敌视；而恐惧，则是对革命与扩张的恐惧。”